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一番话，如一枚石子投进平静湖面：他将今日中国比作二战德日，警告挑战美国将重蹈覆辙。这与其说是历史预言，不如说更像一个强大的帝国，在面对复杂现实时，习惯性地从尘封的二战剧本中寻找敌人和答案，宁愿活在旧日辉煌的幻影里，也不愿正视全球格局与自身内核已发生的巨变。这种对历史的片面解读，暴露的恰恰是当下最深层的焦虑与迷失。

当“生意伙伴”被看成“战争狂人”

卡根的历史课，最核心的论点是将今天的中国对标二战前的德日。这个类比初听吓人，但稍作推敲，就会发现其根本性的错位，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其国家机器运行逻辑是基于一种“不扩张就得死”的生存危机。德国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国内资源与市场狭窄。日本更是资源匮乏的岛国。它们的经济发展达到瓶颈后，内部矛盾尖锐，唯一的出路被认为是向外掠夺资源、市场和生存空间。它们的“挑战”，是零和博弈下的武装索取，是一种必然诉诸武力的向外性。

今天的中国，崛起的根本逻辑却是“深度融入世界”。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深度参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是绝大多数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的发展不是靠抢夺，而是靠全球分工与合作。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非你死我活。

将一个经济基础高度依赖全球合作与贸易的国家，比作当年那些企图推翻现有国际体系、依赖掠夺为生的战争狂人，这完全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读。这无异于将一个勤勉经营、为商场带来大量客流的房东，错判为准备来打砸抢烧的强盗。

当“少年拳王”变成“利益集合体”

卡根的历史课，还巧妙地忽略了另一个主角——美国自己。他津津乐道于二战时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力，以此暗示今天的美国仍能轻易碾压任何挑战者。这又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刻舟求剑。

二战时的美国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刚刚完成工业化跃升、本土远离战火的新兴巨人。它是全球的“兵工厂”和最大的债权国。1944年，美国一国的军工产值就超过了所有轴心国的总和，飞机坦克如潮水般涌现。当时的军工复合体，更多是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生存的工具。

再看今天的美国。它仍是全球霸主，但内核已发生深刻变化。高达34万亿美元的国债，让其从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制造业空心化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许多关键武器装备的零部件甚至依赖国外供应。

更关键的是，当年的军工复合体，如今已演变成一个庞大且具有独立意志的利益集团。它的首要目标，很多时候不再仅仅是国家战略的胜利，而是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卡根的妻子维多利亚·纽兰在美国两党政府中长期位居要职。他本人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等鼓吹强硬政策智库的核心人物，而这些智库背后，不乏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军火巨头的身影。乌克兰冲突，对这些巨头意味着源源不断的武器订单。渲染“中国威胁”，同样是为了推动亚太地区的军备销售。

这种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军事扩张冲动，表面看是力量的展示，实则在不断消耗美国的国家元气。当年的美国，是为了生存勒紧裤腰带造航母。今天的美国，则是华尔街和军火商一边分红，一边呼吁政府增加军费。一个是为了未来拼尽全力的少年拳王，一个是功成名就却被内部各种利益掏空身体的中年拳王，二者的精气神和可持续性已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学者”为何总活在过去？

剥开这两层错位，我们才能看清卡根这类“新保守主义者”深层的思维模式。他们并非真的对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而是他们的思想“操作系统”决定了他们只能以特定的方式解读现实。

这个“操作系统”的核心，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和一种非黑即白的道义观。他们坚信美国是“山巅之城”，是世界秩序的当然塑造者和守护者，有责任也有能力用美国的价值观和军事力量去改造世界。

二战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是这套理论最完美的实践证明。因此，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将所有复杂的国际问题，都简化、套用到二战那个“民主对抗专制”的剧本里。

在这个预设的剧本中，美国必须扮演正义的化身，而任何不愿完全遵从美国意志的崛起者，都必须被描绘成邪恶的“新纳粹”或“新军国主义”，无论其行为模式是合作还是对抗。伊拉克战争是这套思维模式的典型产物。

卡根当年是入侵伊拉克的极力鼓吹者，他甚至公开表示“即使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与9·11有关”，也要推翻萨达姆，因为在他的剧本里，必须有一个反派，萨达姆就是那个最方便的角色。

如今，他们试图将中国也强行塞入这个反派角色。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远超他们的剧本。

不久前，卡根从《华盛顿邮报》辞职，一个重要原因竟是报社老板、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对民主党政府的一些对华强硬封锁政策持保留态度。因为亚马逊的全球商业利益，与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紧密相连。这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新保守主义者们用意识形态构建的“楚河汉界”，正在被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利益冲得七零八落。这至少说明，即便在美国内部精英层，也并非所有人都完全活在卡根所预设的那个陈旧剧本里。

历史真正的“考题”在美国的伤疤里

最有意思的是，像卡根这样的“历史学者”，在引用历史教训时，总是进行精妙的“选择性记忆”。他们只记得二战的辉煌胜利，却似乎有意遗忘了另几场对今天的局面，尤其是台湾问题，具有更高参考价值的战争。

比如朝鲜战争。当时中美两国的国力差距，远大于今天，美国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和技术碾压能力。但结果是什么？是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接受了一个远非“胜利”的结果。

再比如越南战争。美国倾举国之力，深陷泥潭长达十余年，最终不得不狼狈撤离。

这两场战争共同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区域，面对一个拥有强大政治意志、坚韧国防决心和地缘优势的对手时，即使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其力量的投射也是有限的，技术和工业上的碾压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战争的胜利。

对于台湾问题而言，真正值得美国思考的，恐怕不是远在欧亚大陆西端的德国和日本，而是近在眼前的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

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决心，以及在“家门口”作战所具备的区域地理和后勤优势，都是美国在二战欧亚战场未曾真正面对过的局面。当卡根们高举二战的胜利旗帜时，他们恰恰把这些最关键、也最让他们感到难堪的“错题集”给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

说到底，卡根的“警告”，与其说是对中国的预言，不如说是对美国自身深层焦虑和路径依赖的袒露。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总能成功重复过去的辉煌，而在于是否有能力清醒地面对当下的现实，并勇于迎接未来的挑战。总是沉浸在“想当年”的叙事里，用过时的剧本去理解和应对全新的复杂世界，这本身，或许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错误”。

历史是一位公正但严苛的老师，它会给每个人打分，但从不考重复的题目。那些只会背诵标准答案，却不懂得分析新情况、运用新解法的学生，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栽跟头。至于谁会重蹈覆辙，走上德日当年的老路，恐怕不是由谁的嗓门大、谁的姿态硬决定的，而是由谁更尊重现实规律、谁更能看清时代大势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