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对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给予了特别的关怀，这让陈松年深感感动。他感慨道：“从那以后，我家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了。”

1990年，陈独秀的孩子陈松年离开了人世，当时他已经80岁了。

陈松年出生在1910年的安庆老家，他是陈独秀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最小的孩子。这对夫妇共有五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分别是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他的姐姐陈玉莹。陈松年是最小的一个，从小跟着妈妈和奶奶在老家长大。或许是因为年纪小，他的生活经历和两位哥哥不同，没有机会去北京或上海读书，也没有机会出国深造，一生过得并不安稳。

图｜陈延年与陈乔年

陈松年比他的哥哥陈延年小十二岁，比陈乔年小八岁。陈延年和陈乔年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去求学，所以兄弟三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陈独秀后来去了日本学习，学成归来后就投身于社会改革，很少有机会回到老家。因此，在陈松年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的陪伴，也没有兄长的照顾，他一直孤独地生活着。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可能就是家人能够团聚，但命运多舛，随着两位兄长的不幸去世，这个家庭团聚的梦想渐渐破灭，最终家宅也分崩离析。

乔年和延年英勇牺牲后，他们的姐姐悲痛过度去世，母亲也相继离世，父亲长期在外未归。陈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家产。陈松年不得不长时间待在家里，不再外出。他的哥哥和父亲承担起了保卫国家的责任，而他则留在家中守护着这个破碎的家庭。因此，他所处的环境使他的性格与哥哥和父亲大不相同。

因此，由于他是陈独秀的儿子，从小生活就不太稳定。

1913年，陈独秀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陈世俊（字柏文蔚）参与了一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运动，也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因为陈世俊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的队伍，袁世凯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就连陈家人都受到了牵连和打击。

1913年，陈昔凡爷爷去世了，灵柩还停在家里的时候，倪嗣冲派来的打手突然闯入，说是要捉拿陈独秀的三个儿子。结果没抓到人，他们反而洗劫了陈家，抢走了许多珍贵的字画。

陈延年和陈乔年听说要被抓，就翻墙跑了。但是三岁的小弟弟陈松年力气不够，从墙上掉了下去，正好落在邻居家的盆里。邻居听到声音跑出来，说是自己的孩子，这才救了陈松年一命。不过，官兵还是抓走了陈独秀哥哥陈孟吉的孩子，结果那个孩子被关了四年。

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请陈延年和陈乔年去上海读书。他想让他们见见世面，也想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来可以利用他两位兄弟的帮助来办事，这样他们兄弟俩也不用太辛苦，还能在父亲身边得到照应，生活上也不会有太多麻烦。

陈家父子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陈延年和陈乔年个性刚强，即使遇到非常困难的情况，也不愿意向别人求助。陈独秀对他们要求也很严格，所以陈延年和陈乔年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舒服。他们晚上常常在图书馆的地上休息，白天就外出工作，赚取生活费。一有空闲时间，他们就专心读书求知。

陈独秀的继母高君曼看到两个孩子面黄肌瘦，穿着破旧的衣服，心里很是心疼，多次劝说陈独秀让他们回家住一阵。但陈独秀对妻子的意见有些不满，觉得她太过于妇人之见，这样的关心反而会耽误孩子们的成长。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年轻人的路，还是得靠自己去闯。

实际上，他们兄弟俩的学习成绩和陈独秀的儿子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去大学深造还是出国读书，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取得的。

两年后，陈延年和陈乔年进入了震旦大学学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他们于1919年12月在吴稚晖的推荐下赴法国深造。在法国，他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了他们一生坚定的信仰。

陈松年可能很羡慕两个哥哥的经历，但他无法去上海求学，也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陈家的命运变化，也影响了陈松年的未来。

图 | 陈松年大哥、二哥与同学们的合照

自1927年起，陈家的不幸接连不断。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没能逃脱国民党的残酷迫害，在上海被捕了。当局想从他口中得知上海共产党组织的秘密信息，就对他进行了非常严重的折磨。然而，陈延年始终不屈不挠，国民党最终决定，于7月4日晚，把他押送到刑场执行死刑。

刽子手命令他跪下，但他却大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唯有挺直身躯倒下，绝不弯腰屈膝。最终，陈延年还是被行刑者压在地上，遭受乱刀杀害。

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陈延年遇害的消息。

陈松年在晚年回忆，当他得知噩耗时，全家人都感到极度震惊和悲痛。只有他和姐姐陈玉莹去了上海处理哥哥的后事。然而，到了那里后，国民党不仅不允许收殓哥哥的遗体，甚至不让他们接近现场。最终，兄妹俩只能在哥哥牺牲的地方简单地祭拜了一下。

陈延年牺牲后的一年，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1928年6月，陈乔年也遇到了不幸。

1928年，陈乔年在英国租界参加部长会议时，不幸被告密而被捕。他知道一旦被敌人抓住，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入狱后，陈乔年和他哥哥一样，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问，但敌人始终无法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情报。于是，敌人决定要除掉他。听到这个消息，狱中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难过。但是，陈乔年却反过来安慰大家。他告诉他们，为了革命，大家要爱护身体，认真读书，将来为党效力时，要让后代享受先辈们艰苦奋斗换来的和平生活。

难友们问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说，他平静地回答：

“没有家里的牵挂，衷心感谢党组织的全力救援。”

在1928年的六月六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一带遭敌人杀害。

图片展示了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形象。

陈家失去了他们的大儿子，全家人都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难以自拔。当这个消息再次传来时，母亲高大众的身体已经难以承受。她四个孩子中已有两个离世，他们都是母亲心中的宝贝。

负责处理陈乔年后事的，依然是陈松年和陈玉莹。和陈延年一样，仇敌不允许探望陈乔年的遗体。所以，这对姐妹只能在枫林桥边缅怀逝去的兄长。

家中遭遇变故，陈玉莹因为两个兄长相继去世，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患上了崩漏的病症，卧床不起，最终在二十八岁时因咯血而离世。

陈松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得撑起整个家，照顾好妈妈和奶奶。

陈松年的家中接连遭遇不幸，他的儿女先后离世，母亲也因病卧床不起。女儿去世没多久，高大众也离开了人世。这一连串的打击让陈独秀陷入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陈独秀独自一人去了上海，在熙华德路的一个石库门小区租了一间房子。他隐姓埋名，生活十分低调且贫困。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还患上了多种疾病。在上海度过了两年后，因为被人告发，陈独秀第五次被当局抓了起来。

1933年，陈松年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那时，父亲穿着破旧的衣服，胡须凌乱，两人几乎没能认出彼此。尽管国民党为了防止谣言，对陈独秀的关押并不算特别严厉，但看到父亲这般落魄，陈松年知道，监狱生活已经非常艰难。想到自己的两个哥哥可能也遭受了同样的折磨，陈松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图片展示了陈松年的长子陈长琦和他的小女儿陈长璞。

陈独秀见儿子哭泣，严厉地说：真正的男子汉不会轻易落泪，流泪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表现，坚强的男儿应该能扛得住困难。

现在陈家只剩下陈松年一个男丁了，他必须挑起家庭的大梁，照顾父亲，管理家族产业，不能轻易掉眼泪。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国民党放出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陈独秀在五年牢狱之后，终于重获自由。陈松年则依靠自己的力量，抚养祖母，独自支撑起了整个家庭。

那时候社会动荡不安，保命比什么都难。安徽如果沦陷，陈松年，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用几艘小船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运到了乡下的祖宅。可是，日本鬼子来了，把祖宅里的东西都抢光了，从此日子更加艰难了。

陈独秀和妻子那时来到了重庆。那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他几乎没自由，身边总是跟着特务。重庆又湿又热，他的身体也慢慢变差了。他在重庆待了一个月，后来听朋友邓仲纯的建议，离开了重庆，去了江津县。

陈松年带着他的妻子、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从安庆出发，前往江津，去见陈独秀。

陈松年从小没有感受到父亲的温暖，但最近几年，他和父亲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他为兄长和姐姐尽到了孝道，也开始体会到父亲的关怀，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或许在他去江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要照顾父亲直到晚年，并为他料理后事，这是他们全家难得的相聚时刻。

生活过得十分不易，但当陈松年带着全家出现时，给陈独秀带来了一丝安慰。在生命的尽头，陈松年成了他身边唯一的亲人。

陈松年和他太太到江津后，通过教书可以赚点钱，维持家庭开支。陈独秀则努力赚取稿费，尽管生活很清苦，但全家人可以团聚，心里总是感到很欣慰。后来，陈独秀的妻子在自家院落里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些时令蔬菜。陈独秀考虑到妻子辛苦，有时也会背着个小竹筐，到外面找些牛粪，用来滋养自家的小菜园。

陈独秀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不多，他到江津后能够好好照顾双亲，弥补早些年离家时对母亲的亏欠。不过，他与继母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两年，1939年3月22日，继母在亲友的哀悼声中去世。继母去世后，陈独秀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随着春天的到来，他的高血压、胃病和心脏问题也跟着增多。幸亏妻子悉心照料，朋友们也给了他很多帮助，陈独秀的身体才逐渐恢复了一些。

1942年，陈独秀的病又一次复发，已经无法挽回。5月27日，在亲人们的痛哭声中，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陈松年从16岁开始，就像经历了无数场生离死别，他的经历就像电影《活着》里的福贵一样，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开，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次次默默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陈松年经历的葬礼对他来说，就像是噩梦一般，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为处理哥哥的后事而犯愁的时候。当时他才17岁，却不得不面对国民党的阻挠。后来，他还亲眼目睹了姐姐因病吐血而去世。似乎每当陈松年有亲人离世，他都要经历各种困难。

陈独秀去世后，家里没有足够的钱，无法给他办一场风光的葬礼。

陈独秀的客死之地，是一座名叫石墙院的大门。

还好有办法，陈独秀去世后，他在江津的好友和学生纷纷捐款，买了一口楠木棺材给他安葬，并且帮忙料理后事。直到1947年，陈独秀的遗体才被陈松年迁回老家。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为了保护父亲的遗体，一向谨慎的陈松年在墓碑上改了名字，用的是父亲参加科举考试时的名字——陈乾生。

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没有去安庆中学任教，而是去了窑厂，成了一名普通的搬砖工。为了让孩子能够上学，支付学费，陈松年在窑厂搬砖。他的妻子则在窑厂抬土、修铁路、做火柴盒。夫妻俩辛苦劳作，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元，既要养活一家五口，还要供四个孩子读书。

现在看来，松年那时候的日子确实挺不容易，但新中国刚建立时，大家的生活都很艰难。

1953年，毛泽东乘坐名为“洛阳号”的军舰，沿长江两岸进行了视察。

2月20日晚上九点多，一艘军舰突然停在了安庆江面上。当时已经是深夜，四周寂静无声，大家都一头雾水，不知道这艘军舰为什么会突然停在这里。

工作人员迅速安排人员上岸，找到了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傅大章赶到安庆码头，与毛主席见面。一番问候后，毛主席想起安庆有一位知名人物，那就是陈独秀。

毛主席和傅大章聊过，毛主席自己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那时候陈独秀在北大当文学院院长，还主编《新青年》杂志。在这段时间里，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图片展示了《新青年》杂志以及陈独秀的题字。

陈独秀创办了一份叫《每周评论》的杂志，当时年轻的毛泽东也给这份杂志投过稿。陈独秀认真看完之后，连夜对文章做了修改。第二天，毛泽东来取稿子，看到自己的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心里非常不高兴。几天后，陈独秀发现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竟然完全没有改动，还被放在显眼的位置。陈独秀看到后，立刻打算去找毛泽东说清楚，幸好被李大钊拦住了。

毛主席一想到这件事，就问傅大章关于陈独秀家人的近况。得知陈松年日子过得挺紧巴，毛主席就想着要帮帮他。后来，安庆政府每个月给陈松年家发30元补贴。

陈松年接到通知要去领补贴，心里一下子愣住了。他嘀咕着，怎么会突然有补贴呢？他从来没敢想，毛主席和地方领导居然还记得陈独秀。

陈松年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他在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发抖。签完字后，他看到了墙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到了晚年，他仍然喜欢对别人说：

那时心里真的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地方上的领导，全家人都感到特别高兴和幸福。这不仅仅是因为钱，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那时候东西都很便宜，30块钱能办很多事情，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四个孩子中有三个上了大学，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了这30块钱的帮助。

图中是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的合影，依次是陈长玮在左上，长玙在右上，长琦在左下，长璞在右下。

过去费了不少心思养大的四个孩子，如今基本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大儿子陈长琦成了合肥工业大学的教授，大女儿陈长玮在钢铁设计院工作，二女儿陈长玙成为了一名高级工程师，小女儿陈长璞则曾担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和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务。

1981年，陈长璞申请将陈独秀的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请求安徽省拨款重修。安徽省同意了这个请求，对陈独秀的墓进行了第二次修缮，墓碑也重新竖立。在陈独秀后人的积极推动下，他的墓地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碑文从“乾生”变为“仲甫”，又从“仲甫”变为“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