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春丹 转自：中国网 《中国新闻周刊》 01 沉默者凌云 2018年3月15日，当98岁高龄的余海宇接到了凌晋的电话，悲痛的消息随之传来——他的父亲凌云不幸与世长辞。 六日之后，新华社传来了悲痛的消息：“我党卓越党员，历经长期考验的坚定共产主义战士，国家安全部前任党组书记兼部长凌云同志，不幸因疾病困扰，于2018年3月15日在北京离世，享年101岁。”直至5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左下角对该消息进行了转载。 消息在知情人士之间逐渐流传开来。在记者进行采访时，一些公安部经验丰富的官员对此表示震惊，不禁质疑：凌云真的已经离开了我们吗？ 他未曾留下自传，亦无回忆录流传于世，生前罕见接受媒体访谈，因此可搜集到的个人资料极为有限。即便在他离世之际，告别仪式上也未能找到可供查阅的生平介绍。 洞悉凌云之道的智者，世间寥寥无几，他们心照不宣，不言自明。自1952年起，他肩负公安部一局副局长的重任，于1965年晋升为公安部副部长，最终在1983年荣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殊荣。凌云之才，既赢得了无数敬仰，亦招致了一些非议，还有不少中立者保持观望。面对这些纷扰，他内心如明镜高悬，始终保持着沉默，既不回应，亦不辩解。 或许，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名字将鲜少被世人所提起，但他的形象却将永远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轻易消逝。 
02 四大笔杆、双雄 公安部退休干部余海宇指出，部门中的资深前辈们普遍享有高寿，且记忆力非凡。她认为，这一现象与公安工作对脑力劳动的长期高标准要求密切相关，正是这一职业特性使得他们的思维始终保持着敏锐与细致。 这些宛如活生生的档案的老者，虽已从历史舞台上退去，却依然保持着清晰的思维，直面那些沉重的 legacy。然而，在每个人眼中，这些遗产所蕴含的意义亦各有千秋。 余海宇，在寥寥数人中，被誉为凌云的“生前挚友”。尽管如此，她却从未听凌云提起过自己。 余海宇与凌云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其根植可追溯至延安的那个时代。凌云曾深情地感慨：“陈龙，他彻底改写了我人生的轨迹。”而陈龙，正是余海宇的挚爱。 1940年，陈龙肩负重任，担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的科长，领导着除奸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几所学校成为了嫌疑分子聚集，情况尤为复杂的区域。面对这一局面，陈龙毅然决然地亲自担纲，负责处理。位于杨家湾的陕北公学设有保卫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的，是一位外表英俊的青年，名叫凌云。 不久之后，陈龙将凌云调任至延安中央社会部二室，承担侦察工作。与此同时，余海宇也被调至社会部，自此与凌云携手共事。到了1942年，余海宇与陈龙喜结良缘。 在余海宇的眼中，凌云无疑是才干卓越的佼佼者。他笔锋犀利，思维敏捷，行事严谨。无论何事交由他处理，总能做到条理分明，井然有序。 临近1949年的尾声，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中央军委公安部，罗瑞卿同志受命担任部长。该部门的骨干成员，均由华北局社会部与中央社会部共同选拔而来。 1952年四月，陈龙肩负重任，接棒公安部副部长及政保局（一局）局长的职位。然而，鉴于其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已无法继续履行局长职责。在陈龙本人的提议下，罗瑞卿迅速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紧急电报，调遣时任济南公安局长凌云赴京，就任公安部要职。凌云接到命令后，火速抵达北京，随即被任命为政保局局长。 1964年，胡治安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后被分配至公安部工作。不久，他接任统战部干部局局长一职。初涉此岗位，胡治安便听闻一局局长凌云在部内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部门中的“明星”。 
凌云与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在1964年至1965年间相继晋升为公安部副部长，从而成为彭真同志的得力助手。他们两位都是党内罕见的杰出人才，均源自秘书岗位，与王仲方、尹肇之齐名，被誉为公安部的“四大笔杆子”。每当罗瑞卿将军召集会议筹备，这四位要员总是一同参与，不可或缺。 在胡治安这位同窗文友的眼中，凌云的业务才华实属出类拔萃，他目光锐利，记忆力惊人。相较之下，刘复之的文笔更加流畅，钢笔书写更是工整美观，且与民众的联系尤为密切。刘复之与普通干部间友情深厚，能够称兄道弟，轻抚肩膀，热情拥抱。而凌云则性格内敛，不苟言笑，偶尔给人一种略显“高冷”的印象。在院中散步时，胡治安很少看到凌云主动向人致意。 鉴于凌云过往的政治保卫工作经历，他在人际交往中总是显得职业化的疏离与警觉，惯常以审慎的眼神对周遭一切进行细致观察。 
刘复之先生、李广祥先生、汪金祥先生、梁国斌先生、凌云先生以及王宁先生。 03 公安部一局局长 身为公安部核心局的一员，并享有部内极高声望的“红人”称号，凌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亲自参与了众多重大案件的侦查与破解。 公安部接管的头起重大案件，便是广州的“二陈案”。1951年1月，正值广州镇反运动揭开序幕之时，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以及华南分局社会部一致认为，广州市在推进清匪反特与镇反工作中，暴露出明显的“右倾”倾向。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及副局长陈坤因此被撤职并遭逮捕。不幸的是，陈坤于1952年夏季在狱中病故，而陈泊则于1953年5月被判处十年监禁。该案件直至1982年才得以平反。受此案牵连，广州市也对“梁侠特务集团”案中的263人实施了逮捕。 
陈泊、吕璜夫妇 此案由公安部第一局负责严谨审理。经深入调查，办案人员范祥、郭松年、郝力光一致认定，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一案，实为毫无根据的传闻，并非事实真相，理应予以坚决驳斥。 经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案件层层上报至罗瑞卿的案头。面对这一棘手案件，罗瑞卿语气坚决地宣称：“此案绝不容许动摇。”遵照他的指示，凌云批示道：“若不能审出中统特务，那将暴露我国审讯工作的不足。”范祥等三位同仁坚持己见，导致“梁侠案”长期悬而未决，三人因此受到处分，并被调离公安部。 吕璜，陈泊的妻子，在事后感慨万分，认为这场悲剧的生成，实乃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不应过度责难那些在处理此类冤假错案中扮演角色的领导者。回顾全国解放的初期阶段，我国曾采纳“一边倒”的策略，全面向苏联的“老大哥”学习。苏联的肃反运动将专政的矛头对准党内，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公安部率先效仿这一做法，陈坤、陈泊便不幸地成为了首批遭受这种待遇的受害者。 1955年，我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饶、潘、扬事件”爆发。在这场事件中，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以及中组部部长饶漱石三位高级官员不幸被拘捕，并各自遭受了刑事惩处。步入80年代，潘汉年与扬帆两位官员相继获得了平反，名誉得以昭雪。 
潘扬胡 此案终得拨云见日，喜讯传开，知情人士透露，此案背后策划者乃凌云。在扬帆所面临的多项指控中，尤为引人瞩目的便是他重用和庇护超过三千三百名敌特分子。据内部人士透露，凌云本人始终坚信这一数字有所夸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扬帆确实有必要接受相应的审查。 余海宇深信，这些案件不应由凌云承担责任。毕竟，那涉及的是高层决策的政治议题，且凌云亦积极参与了潘汉年与扬帆的平反工作。余海宇与凌云曾携手侦破案件，深知他在案件处理上极为重视事实，这一点从从严慰冰案的处理中便可一窥端倪。 严慰冰，作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在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间，向林彪一家秘密投递了五十余封匿名信，信中言辞充满侮辱之词。此案由公安部负责审理，凌云担任组长，余海宇具体负责执行。 余海宇倾尽全力，从北京医院和华东医院搜集到了严慰冰的病历资料，发现自1952年开始，她的病历中便记录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症状。他向领导层做了详尽的汇报，凌云和徐子荣均认同这一看法，认为这封匿名信的投递实属病态行为，并非涉及重大政治事件。他们向彭真进行了口头汇报，彭真亦赞同此观点，因此此事并未进一步追查。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彭真、陆定一等杰出人士不幸遭遇了残酷的迫害。他们被无端指责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成员，遭受了批斗的磨难。至于严慰冰女士，她先是经历了隔离审查的折磨，后来更是被囚禁在秦城监狱，这一段经历留待后文详述。 
陆定一、严慰冰 04 公安部副部长 1965年，凌云荣升公安部副部长之职。自那时起，十二局副局长丁兆甲与凌云之间的工作交流愈发密集，这一交往由此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纠葛与深厚情谊。 众所周知，在公安部内部，丁兆甲与凌云二人的关系可谓是“旗鼓相当”。对此，丁兆甲本人亦坦诚相告。即便已迈入96岁高龄，他的精神与记忆依然焕发着活力。他曾与记者展开了两次深度对话，总时长超过6个小时。 丁兆甲回忆说，1965年2月，一位尊贵的外宾抵达北京，停留不过一夜。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了与其的会面和交流。随后，外交部礼宾司向公安部咨询，询问是否可以在谈话中实施录音。这项业务归公安部十二局管辖，处长李阳便向丁兆甲做了汇报。丁兆甲叮嘱李阳务必仔细核实情况，明确是周恩来总理的指令还是外交部的提议。考虑到丁兆甲当时位于西郊的办公地，他指示李阳亲自前往公安部，向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进行详细汇报。 李阳前来汇报之际，凌云恰巧在场。在凌云的倡议下，徐子荣、凌云本人、李阳以及外交部韩叙一同前往外宾的住所进行现场勘查。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录音条件并不理想，于是，此事便暂时搁置。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所谓的“窃听风波”一经调查，李阳便依法被逮捕，丁兆甲也因此深受波及。李阳坚称自己未曾从事窃听活动，却依然被监禁了整整三年。直至外交部韩叙等人证实了他的清白，他才得以重获自由，并被派往深圳担任临时职务。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他在广州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离世。 
1982年7月，公安部正式启动了针对专案人员的“轮训班”。开学之际，来自曾参与中央专案的283位成员，以及本部专案的40余位相关人员，与“文革”期间崭露头角的“造反骨干”一同汇聚，总人数接近400。众人被集结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今称公安大学）进行“集训”，实则是一场封闭式的审查。 起初，李阳的妻子张本惠亦在轮训班的参训名单之中。闻悉此事后，她向经办此事的凌云递交了申请，凌云便应允了她不参加轮训班的请求。 丁兆甲得知，在“轮训班”一事上，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与凌云持有不同意见。赵苍璧及其同仁认为，对于涉及违法乱纪、刑讯逼供等恶劣行径者，理应严加惩处，决不姑息；然而，针对日常公务行为，则不宜追究责任。 在张本惠的诚挚恳求之后，凌云同志同意追认李阳为烈士。丁兆甲指出，公安部此前未曾遇到过此类情况。 
1965年，公安部第十二局遭遇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该局曾接收了武汉市公安局转送的一批外文情报资料。据丁兆甲回忆，当时武汉市局仅对目录进行了粗略的翻译，提及了方志敏、向警予、刘少奇等人被捕的消息，而具体内容并未提供完整的译文。由于丁兆甲本人无法解读原文，亦未安排进一步的翻译工作，因此对这批资料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丁兆甲随即向主管第十二局的副部长徐子荣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这批材料存入中央档案馆或公安部的档案部门。徐子荣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经副部长杨奇清、凌云的审阅。丁兆甲随后指令业务处的柏遇春前往办公厅办理交接手续，此后便不再对此事进行过问，而业务处也未再向他汇报相关情况。 丁兆甲事后得知，由于办公厅主任正忙于处理“四清”事宜，未能及时办理，加之随后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录音事件”爆发，十二局的工作陷入了停滞，此事遂被搁置一旁。 在“文革”初起阶段，该文件便受到了审查。丁兆甲对此回应称，他并不清楚其具体行踪。面对造反派们的盘问，他们提及凌云曾向丁兆甲传达过指示，告诫他不得公开展示刘少奇的文件，而这批资料似乎一直保管在丁兆甲处，并要求他找回该文件。然而，丁兆甲对此坚决否认。 造反派声称：“凌云已作出坦白，本人与他有过六次交谈。” 丁兆甲回应道：“关于此事，我全然没有印象。你们提出让我与凌云对质，究竟何时曾向我提及？哪怕只有一次证据确凿，我也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造反派来到秦城监狱，意图与凌云当面对质。然而，凌云却含糊其辞，回应道：“我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此事就此搁置，自此之后便没有了后续的消息。 丁兆甲坦言，时至今日，他依旧未能获得一个确切的解释。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紧急召集公安部全体干部召开大会，激情澎湃地提出要彻底打碎“公检法”体系。在大会上，造反派将因跳楼导致腿部骨折的罗瑞卿用大筐抬入会场进行批斗，余海宇和凌云也名列其中。会议落幕之后，公安部的7位副部长、43位正副局长以及63位正副处长均被无端指控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拒不悔改的走资派。凌云等7位副部长和众多局长随即被监禁。 凌云认罪是因康生。 在延安岁月，凌云曾在康生主掌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一待便是五年。1947年的严冬，他随康生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踏足山东渤海地区，在那里的半年光景里，他担任了康生的秘书。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疑虑重重，她认为渤海区党委秘书长彭瑞林的妻子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将她视为“国民党分子”，进而要求凌云对她的“政治问题”展开调查。然而，在经过凌云的深入调查后，此事并未引起他的关注。直至后来，他方才得知，康生夫妇“在渤海区党委时期就已对你产生了疑虑”。 
1949年十月，康生因健康状况不佳，赴青岛进行休养。曹轶欧担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却选择留在济南，居住于分局机关。她坚信，在山东分局内部，自己正遭受着严密的监控。分局领导曾指派凌云对曹轶欧进行安抚，但凌云不仅未能有效缓解矛盾，反而激怒了曹轶欧，这也标志着他与康生关系的决裂。事后，凌云表示： “我对此深感懊悔。” 1952年，凌云与陈龙结伴前往北京医院探望康生。电话那头，曹轶欧在得知他们的身份后，情绪激动地高声断言：“你们无需前来！我对于社会部的人，一个都不想见！”面对这番坚决的拒绝，他们唯有无奈地黯然离去。 
曹轶欧 1955年“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爆发时，康生给中央写信，说他原来的秘书沙韬和凌云都是被饶漱石收买的“反党分子”。材料转到公安部，罗瑞卿没有理会。 余海宇指出，在“文革”爆发之前，公安部内部对于凌云的评价多偏向于难以亲近；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她逐渐听到了一些较为负面的议论。不过，凌云对于这些声音并未做出任何回应，她的内心情绪变化也始终未能被外界所洞察。 余海宇指出：“依我之见，在‘文革’那段动乱的岁月里，为了自身的安全，他的言辞不免有些过激。他对诸多内幕了如指掌，言辞中亦不乏尖锐，因此触犯了众多同僚的逆鳞。” 她深信，那些由造反派所散布的传闻，其真相往往晦涩难辨。她回忆起，公安部一位副主任曾向她私下透露，正是由于凌云的“告密”，自己才不幸陷入漩涡，被迫身陷囹圄。然而，她所听到的却是，凌云所陈述的事实被造反派断章取义，曲解了其真正含义。 纵然这些言辞确系凌云所出，我们亦需厘清其说话时的情境。遭受拘禁之际的表述，不足以称作“揭发”，更恰当的用词应是“交代”。据余海宇所述，凌云在狱中也对其处境进行了说明，然而余海宇并未对此进行深入追问，亦未流露出丝毫介怀之情。 1967年11月，余海宇同样被羁押于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才获得释放。此后，她发现中南海西门附近设有专门接收诉状的邮箱，便将这一信息告知了凌云的伴侣梅建群，并建议她写信进行上诉。梅建群将信件递交至中南海西门，果然看到一位身着大衣的人来来往往，将信件转交给了他。出乎意料的是，仅仅一周后，凌云便重获了自由。 
05 “清理办”和“摘帽办” 凌云重获自由之时，肩负起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对监狱进行全面整顿。 “就他吧！” 胡治安，已逾八旬高龄，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内情。他称，“清理办”虽名头响亮，实则仅设于公安部大楼的五层，而他独守此地。历经半年有余的细致调查，他终于理清了全国各监狱与劳改场所中关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名单，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在解放后因历史罪行，在历次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受审判。 在“清理办”的办公会议上，谈及在押人员的详细情况时，凌云的脑海中宛如打开了一本详实的账簿。他如数家珍般，逐一列举了每个人的职务、历史罪行、被捕过程及改造期间的表现，条理井然，令人称奇，胡治安不禁为之折服，五体投地。 经集体商议，最终决定对在押的953名国民党将级人员中，仅109人不予释放。然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明确指出应全部予以释放。据此，相关决定随即得到执行，剩余人员亦同此例，悉数获得释放。 自“文革”落幕之际，公安部便开始着手彻查“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胡治安，一名曾投身公安部“红旗队”的战士，亦成为了此次清查的重点对象。他坚称自己未曾呐喊口号，未曾发表任何涉及“四人帮”的言论，亦未曾参与过抄家行动。对于那些见风使舵者的嘴脸，他深感厌恶。在一次会议上，他与两位处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四人帮’的手段来清除‘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实在是不恰当！” 此话传入凌云耳畔，他解释道：“你们有所误解，胡治安并非造反派，这一点我十分清楚。自从我出狱以来，他便始终陪伴在我身边。”随后，凌云立即拨通了胡治安的电话，叮嘱他切勿胡言乱语，亦不可再涉足任何运动，只需在“清理办”中安分守己地履行职责。 事后，胡治安险些沦为“三种人”指责的对象，凌云毅然站出来，为他全力辩护，最终成功捍卫了他的清誉。 1978年五月，我国中央五部门携手成立了“右派改正工作领导小组”，凌云先生荣幸地成为该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领导小组之下，特别设立了“改正办公室”，亦称“摘帽办”。该办公室坐落于中央统战部，由凌云先生亲自委派，胡治安同志则受公安部之命，投身于“摘帽办”的各项工作之中。 仅进行摘帽，不宜进行甄别平反。然而，在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和副部长杨士杰的积极推动下，与会者达成了共识，对于被错误划为右派的人，“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纠正”。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旨在“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确实，那人是被我划定的，你帮他改正过来。”据丁兆甲了解，该人至今对凌云持有未解的怨恨。 另有一次，一位干部，先前由公安部调入统战部工作，向统战部提交了申诉信。胡治安趁凌云莅临统战部参会之际，趁机向他了解了该干部的具体情况。凌云的回答简洁而坚定：“该干部并无任何问题，目前看来，他的表现也无任何异常。” “你确实答应了他们？但我并未作出承诺。”胡治安坚持认为，鉴于自己的历史学背景，留在统战部能更好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终，凌云同意了他的决定，并表示如果胡治安日后想要回归，随时可以拨打电话联系。 胡治安后来才得知，当时凌云正全力以赴地筹备国家安全部的成立工作。到了1983年7月，凌云光荣地被任命为我国新设立的国家安全部的首任部长。 “那时你只言让我随你前往，我又怎能知晓你的具体去向呢？” 
06 一次罕见的访谈 1991年，鉴于搜集与整理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管教及特赦释放相关史料的紧迫性，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纪敏，受托代表该委员会，向凌云发出了一封诚挚的函件。在信中，他恳切地请求凌云在繁忙之余，能够拨冗对中央就管教与释放蒋介石战犯的决策过程进行简要的概述。 自1950年代的开端，凌云自山东济南调入公安部，肩负起一局局长的重任，随即承担起监管国民党战犯的使命。这一职责贯穿始终，直至1975年，所有战犯均得以特赦，并最终全部获释。 
在岁月的长河中，纪敏出人意料地收到了国家安全部办公厅的来电：“纪主任，您好，我是凌部长的秘书。部长已审阅了您所寄发的信函，并对贵单位开展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秘书紧接着邀请他前往京城进行面对面交流。 未到清晨8点，纪敏踏入一间开阔的接待厅，一眼望去，高挑的凌云正坐在长桌的另一边。纪敏发现，凌云的目光正细致地打量着他。随后，凌云伸出左手，直指纪敏，话语间透露出疑问：“既然你人在抚顺，为何要伸张到我们公安部？” 纪敏回答道：“凌部长，事实真相并非是我主动介入公安部的决策，而是公安部决定将战犯管理所设立于抚顺。”他进一步阐述，此番前来拜访凌云，正是为了不辜负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嘱托，以避免留下“人去楼空”的历史遗憾。凌云轻轻点头表示赞同。 纪敏续言道：“凌部长，说实话，我对您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此话刚落，凌云随即质疑：“至今我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够全面。你宣称长期深入探究，那么，你能描绘出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吗？” 纪敏鼓足勇气，详尽地介绍了他所搜集的资料。他透露，自己曾任职于华东工矿部济南工业局政治部团工委，担任干事一职，当时的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正是王新民。凌云感慨万分，提及王新民，他不仅与之相识，更是在战火中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战友。 在经过半小时的沉思与酝酿之后，凌云终于打破了沉默的壁垒，正式开启了针对本次访谈主题的深入探讨。 凌云话语一落，纪敏便敏锐地察觉其中蕴含着令人惊叹的内涵，所述内容皆超出了档案记载的范围，且是各地中、下级管教干部难以明说的历史实情。 纪敏迅速回忆起自己携带的那台便携录音机，随即向凌云提出要求：“凌部长，您提到的信息极为重要，能否请允许我们录音以便保存？” 凌云坚决答：“不行。” 纪敏问：“记下可以吗？” 凌云断然道：“不行。” 纪敏将双手巧妙地藏匿于洁白的桌布之下。随着凌云开讲，他无声无息地从裤兜中掏出备用的碳素笔和纸张，细致地记录下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数字等关键信息。他的头颅始终保持挺拔，桌面上的笔记本与钢笔也稳固不动。即便秘书为他准备的茶水放在面前，他也未曾品尝，以免在访谈过程中起身去卫生间，打断这珍贵的对话。 经过一番交谈，纪敏诚挚的恳求与坚定承诺，最终打动了凌云。在同意代他执笔撰写文稿后，凌云明确指出：“务必注意，未经我的审阅和正式批准，你不得擅自对外公布文稿内容。” 纪敏回到抚顺后不久，便迅速完成了文稿的撰写。紧接着，他收到了由凌云亲自审阅并修改后的打印稿件，以及一封亲笔信。信中，凌云对纪敏在协助工作上的贡献表达了由衷的满意和深切的感谢。该篇文章题为《中共的一项伟大决策——教育改造国民党战犯工作的回顾》，于1993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的《纵横》杂志上得以公开发表。 
07 “很难了解他” 1985年，余海宇自公安部五局副局长一职卸任，退居幕后，自此常赴凌云夫妇家中探望。在那里，她多数时间是与凌云的妻子梅建群促膝长谈，而凌云本人则难得参与到他们的对话之中。 余海宇深切感受到，凌云总是保持着那份从容不迫的风度，既不为自己辩白，也不轻易对他人品评优劣，与人交往时也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这使得他难以真正窥探到凌云内心的深层次。 1995年，《陈龙传》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凌云亲自执笔撰写序言的殊荣。作者透露，在撰写书中的延安篇章时，他屡屡陷入困境，难以成文。鉴于此，凌云果断地接过笔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精心润色。 2004年，凌云挥笔撰写了一篇缅怀之作，题为《公安部前副部长徐子荣的痛哭流涕》，此文随即公之于众。 自1952年伊始，凌云便被调入公安部，历经“文革”的风雨，他始终在徐子荣的指导下勤勉工作，共度了十三年的岁月。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徐子荣与凌云并肩作战，每日与安全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挫败了台湾特务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图谋。然而，进入50年代末，凌云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腹膜炎，被迫入住304医院接受治疗，并依赖昂贵的进口新抗生素。对此，徐子荣高度重视，指示公安部全力以赴，确保凌云能够获得最优质的治疗保障。 凌云在文中强调，我们目前已将“收容”政策转型升级为帮扶措施，并推出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改革措施。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前行，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即将到来，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在感慨万千之际，我心中不禁浮现出徐子荣的形象，以及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那就是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些即将被淡忘的历史事件。将这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2016年，丁兆甲听闻凌云卧病在床，心中便萌生了一股念头，打算前往病房与他化解往昔的恩怨。 当他终于明白，已无任何拖延的余地，凌云的病情已恶化至危急关头，不得不依赖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无法开口说话。 心结未完全解开。 于八宝山举办的凌云告别仪式上，因健康状况所限，余海宇未能亲临现场。往日里，她曾多次听闻凌云表达过，她不希望身后举行此类仪式。但仪式最终还是如期举行，余海宇只能通过一束花圈，寄托对故友的深切哀思。 依照凌云先生的遗志，他的骨灰最终回到了故乡浙江嘉兴新塍安放。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于1917年6月降世，原名吴沛霖。 人物简介 
凌云同志，生于1917年6月29日，浙江嘉兴人士，于1938年4月投身革命事业，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山西新军教导第二师、山西青年军官教导团以及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等部门工作。1939年12月，凌云同志赴陕北公学深造，并担任校党总支委员。自1941年8月起，他历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干事、保卫委员会秘书，中央社会部科员、科长，以及中央土改工作团团员、秘书等职。1948年8月起，凌云同志担任中共潍坊特别市委委员、市公安局副局长，济南市委委员、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1952年2月起，他先后担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局长，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兼任国际政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83年7月，凌云同志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党组书记、部长。2004年9月30日，他正式离职休养。凌云同志曾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遗憾的是，2018年3月15日，凌云同志因疾病在北京离世，享年101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