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及子毛远新

01 邓颖超邀我上山备材料

作者指出，在“大跃进”时代，女性和各行各业开展的劳动竞赛成为历史佳话，然而“浮夸风”却成为了众人的批评焦点。关于“浮夸风”的起源，有人认为这源于上级的偏好所引发的。

朱旦华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坚决抵制虚假、夸大、空洞的作风。然而，在1958年的宣传报道中，关于粮食亩产量的虚假数据比比皆是。这一现象揭示了诸多问题。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供各位研究者参考，并由此类推，深入挖掘相关问题。

1958年夏季，正值“大跃进”时期，部分地区的虚报现象尤为突出。江西省妇联对此高度重视，要求下派核实情况的干部务必“不见兔子不撒鹰”，严禁未经亲眼目睹、亲自核实的数字上报。所有下派的工作人员均严格遵守此规定，任何违反者都将受到严肃处分。因此，妇联干部所填报的数据普遍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例如，基层干部们纷纷表示丰收可喜，然而当妇女们试验田的每亩粮食产量被提及时，下派的干部却坚持要亲自查验，方肯置信。基层干部想出了诸多“办法”，时而以带孩子就医为借口，时而以大队会计不在为由，企图推脱计算工作，试图让下派的妇女干部认可所填报的试验田粮食产量数据。面对妇联干部的坚守，那名基层干部最终不得不重新上报试验田的真实产量。

经过对这类贴近实际的基层资料的整理，公社食堂粮食供应的困境愈发凸显，我计划将这一问题向全国妇联进行集中反映。

就在这关键时刻，邓颖超于1959年6月28日抵达南昌，此行旨在对江西省妇联的工作进行一番考察，随后将前往庐山参加会议。江西省妇联的同志们早已听闻邓大姐的大名，其中许多人还是首次亲眼见到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邓大姐待人接物毫无架子，态度谦逊有加，这使得妇联的同志们毫无保留地向她汇报了所掌握的情况，包括公社食堂的问题也被坦诚地揭露了出来。

我搜集到一首关于公社食堂的顺口溜，特此呈上，愿与邓大姐分享。

走进食堂门，

稀稀拉拉一大盆，

锅里照见人，

碗里照见魂。

街（gāi）外走。

裤子被扯坏。

这首朗朗上口的儿歌描绘了在公社食堂吃稀饭的情景，那稀饭之稀，以至于走回家途中，小便便频繁不止，其描绘既形象又生动，寓意深刻。邓大姐听后，惊讶地问道：“果真如此？”

我沉重地点点头。

“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们需要熟悉这些详细资料。旦华，麻烦你将这些资料整理一下，交给我可以吗？”

“太好了！好些时日未曾为大姐们搜集资料了。”这段回忆不禁让我想起了在中央妇委那段时光。

“请你一起上庐山做这份材料。”

“我不是中央委员。”我摇头。

“听闻老方已赴山间，实乃工作使然。别忘了，江西省委此行可是作为东道主呢。”

方志纯，方志敏的胞弟，当时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于1949年6月与朱旦华喜结连理。他早早便投身山野，此次庐山会议，他的职责与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相仿，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在会议召开前的数日，他已亲自组织力量对庐山进行了多次细致的搜寻，甚至发现了一颗未爆炸的手榴弹。在邓大姐诚挚的邀请下，我于6月29日与她一同登上了庐山。

方志纯、朱旦华及毛远新。

02 毛主席邀曾志、水静及我用餐

此次在庐山，您与水静（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一同前往山下，迎接贺子珍并与毛主席会面？

朱旦华：几十年自然的事。

次日登山，正值邓大姐赴大礼堂参与预备会议，我便留在方志纯的居所埋头撰写材料。历经五六日时光，我终于将邓大姐所需之资料整理完毕。大约是上山后的第七日，方志纯前来告知，毛主席将于午后邀请我共进晚餐。

我惊喜地问：“你去吗？”

方志纯：“我非女同志。”

我瞬间喜悦得有些失态，竟未察觉方志纯话中的深意。

昔日的井冈山老战友，且是贺子珍的挚友——曾志，莅临南昌探望贺子珍。上山之际，她向主席汇报，贺子珍神智依然清晰。毛主席便心生一念，希望得以一睹她的风采。

翌日下午，于180号（美庐），毛主席特设宴请曾志、水静及我共进一餐。席间共四菜，其中一盘是青椒炒肉丝，另有一小碟炸辣椒。江西人偏好辛辣，毛主席所食之辣更是分外浓郁。见我难以动筷，主席便幽默地说：“你这上海来的客人，也得尝尝辣味。”随后，他又宽慰道：“江青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吃辣。”语罢，主席大笑，我们亦随之而笑。

毛主席那天心情愉悦，直到用餐即将结束，才提出：“非常希望能与贺子珍作最后的会面，该如何安排呢？”

曾志未曾开口，她的眼神牢牢锁定着我。她深知我与毛泽民之间的姻缘。我同样沉默不语。水静性情直爽，话语间流露出轻松的笑意：“这有何难，咱们悄悄将贺大姐接到山上便是。”

主席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心中不禁猜想，他是否在暗示我和水静一同去迎接贺子珍？在这四人中，我们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记得1949年6月，贺子珍与其胞妹贺怡（毛泽覃的遗孀）历经辗转来到天津，正是我和方志纯陪同她们抵达上海。那件事情处理得相当妥当，多年来未见有任何大的波动或不安。尽管如此，我仍旧保持沉默。

贺子珍、贺怡姐妹

我的思绪远比平静的水面要复杂得多。这或许源于年龄的增长与经历的积累，亦或是身处毛泽东家族的特殊位置。我当时的想法是，毛主席若欲再见贺子珍一面，那在主观上，或许只是想作最后一次的会面。无论结果如何，这一幕都将在他们两人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十年的风雨同舟，情深似海啊！”毛泽东先生，他也是一个极其珍视旧情之人。

“当局者迷”，我想，毛主席与贺子珍二位，想必都期盼着能亲见这一幕。而我，唯有保持沉默。

主席直言，“旦华同志，你怎么看？”

我只能表态：“听主席的。”

毛主席轻点头部，一切安排便就此定局。曾志并未再对那事进行干预。

近期，通过阅读曾志的回忆录，我了解到是陶铸成功阻止了此事。在回忆录中，曾志记载道：“陶铸曾言：‘若是江青得知此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自此之后，我便不再参与其中。直至近日，我才得知，是朱旦华同志与水静同志陪同子珍一同前往山上拜会毛泽东。”

陶铸、江青、曾志、毛泽东

03 我与贺子珍山上共宿一晚

朱旦华：按照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精心部署，我与水静于7月7日下午两点过后一同下山，目的地是南昌，以迎接贺子珍的到来。

从庐山至南昌的路程并不算遥远，仅有二百里之遥，当时的车程大约需时三个小时。一踏上行程，水静便向我透露，杨尚奎在启程前特意叮嘱，主席有交待，不可让贺子珍知晓上山是为了与他见面，唯恐她情绪激动，对健康有所影响。于是，我们商议以“贺子珍身为资深红军战士，江西省委特邀请她上山避暑”为由，成功说服了她上山。这一计划顺利得到了贺子珍的应允。

贺子珍

7月8日的午后三点，一辆小车准时抵达贺子珍（庐山）的居所。悄无声息中，将她接上了庐山，直至抵达江西省委所指定的庐山牯岭涵洞左侧一处隐蔽的小招待所，入住“二十八号房间”。

夜幕降临，水静悄然离去，贺子珍则开始忙碌起来，着手向毛主席与杨尚奎汇报并部署相关事务。我则随同贺子珍一同居住于招待所的同一间卧室。

庐山的夜晚，静谧得如同世外桃源，贺子珍低声细语，带着一丝悔意，“我真是太后悔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心领神会。

自1949年6月与贺子珍相识以来，我有幸前往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在原中央妇委的几位大姐那里，听闻了贺子珍离开延安的缘由。毛主席与贺子珍同样性情急躁。毛主席性格开朗，颇具幽默感，深受延安年轻人的热烈拥戴。男青年与他交谈，贺子珍总能持欢迎态度；然而，若是女青年与毛主席长时间交谈，便往往会让贺子珍心生不悦，甚至引发争执。尽管毛主席和中央妇委的大姐们曾多次劝导她，贺子珍却始终固执己见，疑虑之心与日俱增。

1937年夏日之初，一位外籍女记者对毛主席进行了采访。随后，中央的几位同志一同邀请这位女记者共饮。在彼此举杯之际，毛主席与女记者友好地碰杯。正当此时，贺子珍匆忙赶到现场，她果断地夺下了毛主席手中的酒杯。

主席立刻向那位女记者表达了诚挚的歉意，心怀不安地解释称，我的妻子文化水平不高，对国外的某些习俗不甚了解，恳请对方予以谅解。贺子珍因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遂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夜幕降临，毛主席对贺子珍此举深感忧虑，认为此举有损我党在国际记者面前的形象，于是要求贺子珍向组织进行反省，以免重蹈覆辙。贺子珍对此难以接受，她心中暗自不平，认为毛主席对她有所轻视，因而不愿检讨，愤然离开延安，计划先前往上海就医，随后赴苏联深造，以示不愿让毛主席小觑自己。在她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坚定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为党作出更多贡献，而非仅仅依靠毛主席的名誉。

贺子珍和李敏

我平日里鲜少流泪，但每逢以下三种情形，泪水便会夺眶而出：一是每当听闻穷苦百姓的哭泣声，目睹他们的苦难，我便忍不住泪流满面。二是与我并肩作战的通信员们，我难以割舍他们的离去，甚至有些通信员牺牲了，我痛心至极，泪如泉涌。三是在贵州，听闻你身受重伤，情况危急，我亦不禁潸然泪下。如今，我的境遇与“左”倾路线时期已大不相同。我有了发言的权力。今后，我绝不会让你再如往昔般，与我一同承受过多的艰辛。

毛主席越是如此言辞，贺子珍便愈发感到心中所受的委屈难以言表，愈发坚定了离开的决心。情感的世界中，女性往往更容易陷入某种怪圈，既不懂得珍惜手中已有的，又总是渴望那些遥不可及的事物。正是如此，贺子珍选择了离开，告别了延安。

贺子珍抵达西安不久，正值日本在上海挑起战端，原定的上海之行被迫取消。她遂萌生直接前往苏联深造的念头。毛主席再次派人传信，敦促贺子珍返回延安。蔡大姐透露，当时李富春亦在西安八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职，亲自对贺子珍进行劝说，然而贺子珍意志坚定，执意前往苏联。

无奈之下，西安八办只得为她安排了前往兰州的汽车。毛主席再次通过他人传信，并发电报，恳请她返回延安，放弃苏联之行。然而，贺子珍并未理会这一召唤。她性格中颇具固执的一面，最终毅然前往新疆迪化，继而抵达苏联。

贺子珍

在南昌疗养期间，贺子珍向我提及，毛泽东主席曾三次试图挽留她：首先是在西安，通过口信和电报表达；其次是在前往兰州途中，再次发电报表示留恋；最后，在贺子珍抵达苏联不久，毛泽东写来一封信，问道：“难道我们就要这样分别了吗？”贺子珍的回复简洁明了：“是的，就此分别。”

我目送贺子珍缓缓洗净面容，她仰卧于床，双眼圆睁，凝视着前方。

夜幕低垂，贺子珍默默无言，一双明亮的眸子凝视着窗外的景色。我本想开口劝慰，却又将话咽回喉咙。毛泽东与毛泽民兄弟，均为一代英才，其中哥哥毛泽东更是卓越非凡。他们兄弟间的情谊与命运，实属可遇而不可求。若得相遇，便当珍惜；若已离别，便当学会释怀。释怀，有时亦是新的领悟，新的珍视。忘却与珍视，如同庐山之巅的峰峦，亦似窗外流转的风月。那魅力，总在似曾相识与陌生之间，而有意识地忘却，恰是这种魅力深厚之处的体现。

笔者：朱老，您的话诗意哲理。

朱旦华轻声说道：“傻孩子，真正的爱情，不过是一首充满哲理的诗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风光如此，人生如此，爱情也如此啊！

那一晚，我和贺子珍都未能入眠。直至晨曦初露，贺子珍的目光始终凝视着窗外，她轻声而反复地吐出五个字：“我甚是后悔。”

翌日，关于贺子珍如何前往拜访毛主席，以及他们之间具体交谈了哪些内容，以及下山的过程，我并未亲临现场予以陪同。

1959年7月9日的夜晚，毛泽东与贺子珍在美庐别墅进行了会面。

贺子珍下山约一周后，江青便踏上了庐山的征程。那是在1959年，我与江青，以及她的贴身护士，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夫人李培君，一同漫步山间、留影纪念。江青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她并未察觉到贺子珍已悄然上山。

江青的私人护士、江青本人、朱旦华女士、李培君先生。

04 关于毛主席未出席庐山“全体合影”一事的思考

朱旦华指出，1959年7月的下旬，庐山的“神仙会”逐渐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原本江西省委精心筹备的晚间舞会，很快无人问津，而准备的电影亦乏人问津。与会者无论是会议期间还是会后，纷纷展开热烈的讨论与辩论，清晨与黄昏时分，总能看到三两成群，激烈争执的身影。

全国各省份的首要领导人纷纷深入山区。由于各地人民公社的发展步伐各异，加之“共产风”的泛滥程度不尽相同，加之领导们理论素养和认识深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引发的争论在所难免，其激烈程度，恐怕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亦属罕见。

自7月23日以来，一种不安的气氛逐渐弥漫开来。人们对于究竟发生了何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肯定有重大事件正在悄然上演。

七月，我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被推迟，紧接着，中央全会亦应时召开。这在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堪称仅有的一次。

自8月2日第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来，楼前再无争论之声，每一位同志均面容凝重，目光庄肃。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严明，不容随意探询。直至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于午时圆满闭幕，我才得知彭德怀同志与张闻天同志犯有“错误”。然而，关于究竟犯了何种“错误”，相关信息并未公开透露。

历经47日的会议终于画上了句点，肩负后勤保障工作的江西省委同志们心中纷纷释然。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解放后中央在庐山举办的首次盛会，亦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会议。与会人员、列席代表以及为会议筹备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们，无不期盼能与中央领导合影留念，以此铭记这一历史时刻。

8月16日傍晚时分，我们便着手准备邀请合影的相关事宜。杨尚奎面带微笑，向我下达了任务，指示我次日午后邀请毛主席与江西的同志们一同合影。他半认真半玩笑地补充道：“朱旦华去邀请毛主席，那肯定没问题。”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省委第一书记夫妇前去最为适宜。至于我，则是去邀请周总理和邓大姐，正好趁此机会，将省妇联的工作报告提交给邓大姐，听听她的宝贵意见。”

回望过往，我心中对在山上再次遇见主席存有一丝忐忑。在与主席多次的面对面交流中，我深刻感受到他是一位极其重情重义、充满人情味的领导人。主席与彭德怀同志曾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友，经过长期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之间的情谊超越了常人的想象，显得格外深厚与持久。即便在庐山，他们之间对于思想认识的分歧，也并非世人所猜测的那样，是翻旧账或心存芥蒂。我曾阅读过几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回忆与研究著作，深感若脱离毛主席和彭老总那一代人的生死考验，以及他们为党和人民倾注热血的真理追求，那么对庐山会议的理解便显得偏颇。我当时的看法是，主席在庐山所经历的思考和痛苦，绝不逊色于彭老总。他不会愿意在照片中留下痛苦的表情，也不会参与到与江西老表的合影之中。

作者（颔首）：如今您对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何看法呢？

朱旦华表示，彭德怀同志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永远值得自豪的革命先驱和刚正不阿的钢铁战士；毛主席则是我国伟大的开国元勋，他是引领我们党从逆境走向辉煌的卓越奠基者和杰出领导者。我们不应仅仅因为提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将这两位伟人视为对立双方。我们既要认识到他们在对大跃进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也要看到他们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的无限忠诚所展现出的共同点，唯有如此，方能准确把握这次会议冲突的实质。

1959年，我党虽已执掌政权，然而，战火余烟尚存，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痕迹依旧深重，战争年代的印记亦难以抹去。在此背景下，党内吸纳不同意见的机制尚未完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的机制亦未成型。我们不能超越中国共产党及其几千年的文明史，对参与和主持庐山会议的每一位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提出过于简化的要求。评价历史人物，不应倒转历史，那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做法。

再往深看，这次庐山会议的后果，使毛主席对党内机制的感悟是很深刻的。1965年9月，毛主席安排彭德怀前往“三线”担任副指挥时曾见过一面，特别讲道“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此后，毛主席亦多次倡导“反潮流精神”。依我之见，这些举措或许皆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溯至1959年8月18日的午后，江西省委精心邀请，中央政治局诸位领导几乎悉数到场。正如我所预料的，毛主席并未出席，他在8月18日的上午便已先行离开庐山。我与邵省长等一同前往180别墅为他送行。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毛主席同意与送行人员及其随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然而，毛主席的表情略显忧郁。

午后合影仪式上，彭总并未邀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悉数出席，均不愿就座于预先安排的中央位置，坚持让江西省委的同志们占据前排正中。刘少奇抽着烟说道：“江西的同志们辛苦了，请你们坐到中间。”然而，杨尚奎并不同意。周总理直截了当地指出：“会议的工作人员是在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不坐在中间，这难道不合适吗？”总理的话语引发了在场众人的欢笑。

杨尚奎反遭一招“暗算”，无奈之下，只得恳请江西的领导同志先行入座。结果，我竟然被安置在了前排的显眼位置。

“咔嚓——二——三，成了。”庐山之巅，这张珍贵的合影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刘少奇、周恩来、杨尚奎、邵式平……摄影师特别在照片上印上了一行字：公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庐山之巅。

晚年朱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