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国民党少将被俘后喊出一句暗语，竟让中央军委连夜急电：速送北平！”

从延安学子到国民党少将，李碧光（李长亨原名）的十年潜伏之路布满荆棘。

他如何打入国民党情报系统？又传递出哪些关键情报？为何1947 年后与组织失联？

这份迟到的身份确认背后，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秘密？

1949 年 4 月 21 日清晨江苏宜兴境内的宁杭公路被晨雾笼罩，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所属三一二师的队伍正沿着公路向南溃退。

这支组建仅五个月的部队，总人数3020 人，其中 80% 是刚征召的新兵，配备的 2100 支步枪中有近半数是清末民初的老旧型号，轻重机枪加起来仅 18 挺，每挺机枪的备弹不足 200 发。

副师长李长亨骑着一匹黑色战马走在队伍侧后方，军装上沾满尘土，唯有领章上的少将军衔在雾中偶尔显露微光。

“副师长！前方 3 华里处发现解放军阻击部队，番号是三野八十八师！”侦察班长背着破损的望远镜狂奔而来，裤腿被路边的荆棘划破，露出渗血的伤口。

李长亨抬手示意队伍暂停，接过另一台备用望远镜观察。

镜头里灰色军装的队伍已沿公路两侧的高地展开防御，挖好的散兵坑连成一线，重机枪阵地正对着公路的狭窄路段。

他反复确认对方阵地的配置，足足两分钟后才放下望远镜。

“师长的位置在哪？” 李长亨问身边的参谋主任。

“昨夜师部宿营在宜兴城西，今晨五点清点人员时，师长带着四名警卫不见了，行李都没带。”

参谋主任压低声音，“各团已经派人找了一个小时，没任何消息。”

李长亨翻身下马走到公路中央，对着混乱的队伍高声喊道：“各团立即停止前进，所有武器集中放在公路右侧，官兵在左侧列队，不准擅自走动！”

“副师长，这是要缴械？” 二团团长跑过来，帽檐下的脸满是焦急，“就算打不过，也能突围啊，往南边山里撤还有机会！”

“突围需要多少弹药？你团有多少人能准确命中目标？”

李长亨反问，“昨天清点弹药，全师平均每人只有 12 发子弹，新兵连步枪保险都不会开，突围就是去送命。”

团长张了张嘴，最终垂下手。

他清楚这支部队上个月刚从浙江、江苏两地征召新兵，多数人只经过五天基础训练，实弹射击每人仅3 发，根本不具备作战能力。

上午7 时 40 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八十八师一团完成对三一二师的包围。

前沿侦察兵传回消息：国民党军已将武器集中堆放，官兵列队待降，无任何抵抗迹象。

“谁是最高指挥官？” 一团二连连长赵志远带着战士上前，目光扫过列队的军官，最终落在李长亨的军衔上。

“三一二师副师长李长亨。” 李长亨上前一步，“我部自愿放下武器，接受处置。另外我有特殊身份需向你部最高首长说明。”

“什么特殊身份？” 赵志远握紧了腰间的手枪。

“中共地下党员。” 李长亨的声音平稳。

赵志远嗤笑一声：“被俘后编这种瞎话的太多了，上个月就抓过一个自称地下党的国民党连长，最后查出是军统特务。先跟我们去战俘营，有话慢慢说。”

两名战士上前，接过李长亨的手枪，引着他往战俘营方向走去。

战俘营设在宜兴城郊的废弃粮站，李长亨被安排在原先的粮库值班室，同屋还有三名国民党校级军官。

进屋后少校副官立刻凑过来：“副师长，您刚才说的地下党身份，是真的还是缓兵之计？”

“是真的。” 李长亨坐在木板凳上，看着窗外的卫兵，“但现在说出来，没人会信。”

“那共产党会不会清算我们？听说他们对国民党军官查得很严。” 中校参谋脸色发白。

“等着就好，会有核实的办法。” 李长亨闭上眼睛，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他知道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只有那个十年前由南方局定下的绝密代号，而这个代号或许只有中央军委的少数人还记得。

1949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八十八师政治部干事钱申夫奉命到战俘营登记俘虏信息，重点筛选有文化的人员补充到宣传队。

他拿着登记册逐个房间核对，走到值班室门口时，正好看到李长亨起身倒水。

四目相对的刹那钱申夫手里的钢笔“当啷” 掉在地上：“李唯平？你怎么会穿国民党军装？”

李长亨快步走到门口，反手关上门，按住正要捡钢笔的钱申夫：“老钱，别声张。我现在叫李长亨，你必须帮我发一封电报给三野前委，就一句话。”

“什么话？” 钱申夫的声音发紧，他想起 1939 年在陕北公学时，这个同组的四川同学总是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少将？

“‘查询党内是否有黎强同志’。” 李长亨盯着他的眼睛，“这个代号是 1939 年南方局给我定的，只有中央军委的核心同志知道，原话发，不能加任何解释。”

钱申夫迟疑了片刻，想起毕业时李唯平说“要去做不能公开姓名的工作” 时的坚定，最终点头：“我现在就去机要室，你等我消息。”

当天下午1 时 30 分三野前委机要室收到钱申夫发来的电报。

前委副书记唐亮拿着电报纸看了半天，递给司令员陈士榘：“黎强？查一下我们的党员名册，有这个人吗？”

机要参谋立刻翻阅档案，一个小时后回报：“各兵团、纵队的党员名册都查遍了，没有叫黎强的，也没有相关代号记录。”

陈士榘皱眉：“钱申夫是老革命，不会乱发报。会不会是地下党？但地下党的代号通常由地方组织掌握，中央军委直接管的很少。”

“不管怎样，先报中央军委核实。”唐亮拿起笔，在电报上签下 “速转中央” 的字样，“万一真是自己人，不能耽误。”

1949 年 4 月 25 日下午 4 时北平中南海菊香书屋，中央军委正在召开作战会议。

机要秘书推门而入，将加急电报递给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

李克农看完电报，立刻起身走到董必武身边，递过电报：“董老，您看这个代号。”

董必武接过电报，看到“黎强” 二字时，手指猛地一顿，老花镜滑到了鼻尖：“这个代号，是 1939 年我亲自拟定的。当时派他去四川潜伏，1947 年以后就断了联系，以为他已经牺牲了。”

“这位黎强同志是什么情况？” 旁边的周恩来问道。

“原名叫李碧光，四川安岳人，1938 年去延安学习，1939 年派回四川潜伏，目标是打入国民党情报系统。”

董必武语速加快，“他的身份只有南方局和中央军委几个人知道，没想到还活着。”

他立刻吩咐，“马上回电三野前委：‘确认黎强为我党同志，立即护送赴北平，确保绝对安全。’”

当晚8 时钱申夫拿着回电冲进战俘营，推开值班室的门就喊：“中央回电了，确认你的身份了！”

李长亨接过电报纸，看到“同志” 二字的瞬间，泪水顺着脸颊滚落，滴在泛黄的纸上：“十年了，我终于可以回家。”

早年经历

1915 年 8 月李碧光生于四川安岳县岳阳镇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李锡成在镇上开着一家杂货铺，同时也是当地袍哥组织 “义字堂” 的堂主，为人仗义，在乡邻中口碑极好。

改变李碧光人生轨迹的，是他的表哥邓作楷，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 年 “四一二” 政变后被迫返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1929 年秋14 岁的李碧光第一次参与地下工作。当时邓作楷要在他家召开秘密会议，让他在门口放哨。

李碧光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假装缝补衣服，实则留意着过往行人。

会议结束后邓作楷问他：“怕不怕被国民党抓？”

李碧光摇头：“你们是为了让穷人不受欺负，我不怕。”

从那以后邓作楷常给李碧光讲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的故事，还偷偷给他带《资本论浅说》《少年漂泊者》等书籍。

1931 年李碧光考入安岳县立中学，和几名同学秘密成立 “星火读书会”，每周聚集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讨论国家前途。

1934 年春他因组织学生反对学校克扣助学金被留校察看，邓作楷特意告诫他：“革命不是逞匹夫之勇，学会隐藏自己，才能做更重要的事。”

1936 年李碧光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当时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处于高潮，他结识了以校医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党员吴子见。

吴子见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5 年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转移到成都。

1937 年春在吴子见的介绍下，李碧光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编辑油印刊物《抗日先锋》，每期印 500 份，通过各校的进步学生分发到街头巷尾。

1937 年 “七七事变” 后，李碧光牵头组织 “四川学生抗日请愿团”，徒步前往重庆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请愿团途经15 个县，行程 500 多公里，沿途动员 300 多名青年参军。

吴子见看他组织能力强，且做事谨慎，便向南方局写了推荐信：“该青年沉着果敢，纪律性强，具备从事地下工作的优良素质。”

1938 年 4 月吴子见找到李碧光：“党组织决定派你去延安学习，去了之后可能要改名换姓，多年不能和家里联系，你愿意吗？”

李碧光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能为抗日出力，我什么都愿意承受。”

延安岁月

1938 年 7 月 5 日李碧光与其他 15 名四川青年从重庆出发，经西安辗转抵达延安，于 8 月 12 日被编入陕北公学第三期第二大队学习。

陕北公学的课程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报工作基础等，其中情报训练由曾在共产国际学习的教官授课，内容包括密写技术、暗号编制、身份伪装等。

“从事地下工作，要把自己变成‘透明人’，既不能让人注意到你，又要能看清周围的一切。”

教官在课堂上强调，“哪怕面对严刑拷打，也不能泄露组织的任何秘密，这是底线。”

李碧光在训练中表现格外突出，在模拟“被特务跟踪” 的科目中，他仅凭街头小贩的一个眼神就识破了跟踪者，还成功将假情报传递了出去，得到教官的高度认可。

在陕北公学期间他结识了河南籍学员钱申夫，两人同住一间窑洞，经常在睡前讨论情报工作的技巧。

钱申夫后来回忆：“李唯平（李碧光在延安用的名字）对数字和地形特别敏感，能记住上千组密码，画的地图连小路都标得清清楚楚，当时就觉得他是做情报工作的好苗子。”

1939 年 6 月李碧光即将毕业，接到南方局的通知，要他返回四川潜伏。

6 月 18 日他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报到，南方局组织部长凯丰单独与他谈话：“根据工作安排，你要设法打入国民党的情报机关，最好是中统或军统系统。从今天起，‘李唯平’这个名字作废，对外可用李碧光或李长亨，党内代号‘黎强’，这个代号只有南方局和中央军委的五个人知道。”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李碧光立正敬礼。

凯丰又叮嘱：“没有紧急情况，不要主动与地方组织联系，我们会通过秘密交通站给你下达任务。记住，潜伏的第一要务是保全自己，只有活着，才能为组织提供情报。”

潜伏生涯

1939 年 7 月李碧光回到安岳，经邓作楷介绍，担任安岳县立小学的国文教员，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

他利用课余时间走访农户，收集国民党县党部的征税、征兵情况，秘密发展了5 名进步教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40 年 2 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开展 “清共” 行动，安岳县党部派人到学校清查进步教师。

校长找到李碧光：“县党部的人明天要来抓你，说你‘传播赤色思想’，你今晚必须走。”

当晚李碧光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安岳，按预定路线前往成都。

到成都后他住在城北的出租屋，房东是退休的国民党军需官张敬之。

通过张敬之，李碧光认识了中统四川分部的科员周绍轩。

1940 年 4 月周绍轩在闲聊时提到：“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正在招生，毕业后能直接分配到军政机关，不过得先加入国民党。”

李碧光立刻通过秘密交通站向南方局汇报，1940 年 4 月 22 日收到回复：“可按要求加入国民党，以获取合法身份，注意隐藏真实立场，避免暴露。”

4 月 28 日李碧光递交国民党入党申请书，5 月 30 日被批准入党，随后顺利考入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

在研究班期间，李碧光主攻“情报分析与研判” 课程，每次考试都位列前三，引起中统教官的注意。

他刻意表现出“拥护党国、仇视共党” 的态度，常与中统学员讨论 “如何防范共产党渗透”，逐渐获得他们的信任。

1940 年 11 月李碧光结业，被分配到川军王陵基部第五十军第一四八师第四四二团政训室，任中尉政训员。

1940 年 10 月 24 日经周俊烈介绍，黎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战俘营的等待与转机

1949 年 4 月 25 日夜宜兴战俘营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李长亨将中央回电贴身藏好，同屋的少校副官忍不住发问：“副师长，共产党真会认您这个‘地下党’？”

李长亨没应声，指尖划过粗糙的木板凳，他想起1947 年最后一次与组织联络的场景，成都春熙路 “悦来茶馆” 的 “竹叶青” 茶旗消失时，心脏骤停的恐慌与此刻的释然形成尖锐对比。

钱申夫送来的新军装叠得整齐，内侧缝着的“克” 字标记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旧识，十年间，这标记成了他与组织仅存的隐性联结。

次日清晨钱申夫带着两名警卫员来接他，战俘营门口的解放军战士看到钱申夫对李长亨的态度，纷纷投来诧异目光。

“三野总部在蚌埠，我们先到那汇合，再转道北平。”

钱申夫递过干粮，“昨晚接到前委通知，董老特意交代要保证你的安全。”

李长亨点头，路过列队的俘虏时，二团团长突然上前一步：“副师长，您说的是真的？共产党真不清算我们？”“只要放下武器，就有出路。”

李长亨的话让俘虏队伍里的骚动平息了些。

路上钱申夫说起战况：“4 月 23 日南京解放了，现在部队正往上海推进。你这时候归队，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李长亨望着沿途插着红旗的村庄，百姓们给解放军送水送粮的身影，让他想起1937 年组织请愿团时的热血，

这正是他潜伏十年想守护的景象。

二、北平的身份核验与往事回溯

1949 年 5 月 3 日李长亨踏入中南海。

李克农办公室里，董必武快步迎上来，握住他的手时指尖微颤：“黎强同志，十年了，我们都以为你牺牲在 1947 年的‘清剿’里。”

李长亨眼眶发红：“董老，我没完成好任务，1947 年就失联了。”

“不怪你。” 李克农递过茶水，“1947 年国民党在四川搞‘铁桶清剿’，交通站全被破坏，光登记在册的失联党员就有上百人。”

董必武翻开档案：“说说你的经历，从中央军校毕业后开始讲。”

李长亨挺直脊背，语速平稳：“1940 年 11 月到川军第一四八师政训室后，政训主任张祖仁是中统特务，多次试探我的立场。我用军校的‘反共’论文和编造的‘家仇’取得他信任，1942 年升上尉干事，开始接触核心情报。”

“1941 年传递的川陕边游击队围剿计划，1945 年的四川武器囤积清单，都是你发出来的？”

董必武追问。“是。”

李长亨补充，“1945 年还冒险给被捕的交通员赵连成传过消息，可惜他没能活下来。”

提到赵连成，他的声音低了些，“他知道我的身份，牺牲前攥着我给的抗大纪念章。”

李克农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些情报帮了大忙，1945 年的武器清单直接印证了国民党内战意图。对了，你说的‘鹰眼’有新线索吗？”“他真名叫罗兆年，泸州人，左手有疤，现在可能在华东地区。”李长亨报出细节，李克农立刻让人通报公安部。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路过办公室，特意进来握手：“黎强同志，隐蔽战线的英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

李长亨立正敬礼，十年间第一次以真实身份接受党的问候，泪水终于忍不住落下来。

三、潜伏生涯的生死考验

休整期间李长亨应中央要求撰写潜伏工作报告。

铺开纸笔，1943 年的危急时刻浮现在眼前，张祖仁让他抓捕12 名 “通共嫌疑” 士兵，其中 3 人是他发展的进步分子。

“名单我故意打翻墨水弄湿，借口核对拖延时间。”他在报告里写道，“让那 3 人以探亲为名逃离，再伪造他们‘投奔共军’的证据，张祖仁才没追究。”

这件事让张祖仁彻底信任他，将部分情报网络交给他管理。

1944 年秋调往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后，考验更加密集。

处长周世昌是军统出身，手段狠辣，1944 年冬天就有 5 名地下党员死在审讯室。

李长亨利用管档案的便利，把“重点监控” 的同志改成 “一般嫌疑”，还泄露两次抓捕计划，救了 8 人。

“1946 年中统要抓成都地下党负责人吴子见，我提前三天在他常去的药铺留了‘货已售罄’的暗号。”

李长亨回忆，“吴子见连夜转移，躲过一劫。但这事让周世昌起了疑心，找借口把我调去做后勤，直到 1948 年才因前线缺人被提拔为副师长。”

报告里还记录了1947 年失联的细节：“当年 10 月约定在悦来茶馆交接布防图，发现联络信号消失后，我绕到茶馆后门，看到特务在盘问老板，立刻混入人流撤离。之后三个月换了五个联络点，都没接上关系。”

这份四万多字的报告被送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看完后批示：“黎强同志在敌人心脏坚持十年，堪称隐蔽战线的典范。”

四、新任务：侦破北平潜伏特务

1949 年 5 月中旬李长亨接到新任务。

协助公安部侦破北平潜伏特务组织。当时北平刚解放，特务频繁制造谣言，甚至策划破坏铁路和工厂。

“这些特务的手段，和中统、军统的路数一致。”

李长亨跟着公安科长王建国排查时，很快发现疑点，“西城区‘福顺祥’杂货铺不对劲，伙计走路是军人姿态，收账的手势是中统联络暗号。”

王建国立刻安排监视，发现每晚十点有男子送“货物”，交接时用特定手势交流。

李长亨认出那是中统北平站的暗号：“这是秘密电台站，地窖里肯定有发电机和电台。”

5 月 18 日深夜抓捕时李长亨带队直奔地窖。

门被踹开的瞬间，三名特务正操作电台，其中一人伸手去拿手枪，被他当场按住：“别动，电台线都还热着。”

此次缴获电台两部、密码本三本，挫败了特务炸毁北平火车站的计划。

首战告捷后李长亨又盯上了东城区的“瑞祥绸缎庄”。

铺主“陈老板” 左手有疤，说话带泸州口音，正是他之前交代的“鹰眼” 罗兆年。

6 月 15 日抓捕时罗兆年正发电报，看到李长亨瞬间瘫软：“你是李长亨？你竟然是共产党！”

审讯中罗兆年交代了开国大典前的破坏计划：“要在天安门附近埋炸药。”

李长亨立刻带人排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下水道里找到三箱炸药，彻底化解危机。

1949 年 9 月李长亨因功被授予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颁奖仪式上董必武亲自为他授勋：“这枚勋章，是对你十年潜伏的最好肯定。”

五、归队后的坚守与牵挂

授勋后李长亨提出想回四川看看。

1949 年 10 月他回到安岳县岳阳镇，杂货铺还在，父亲李锡成看到他时，愣了半晌才哭出声：“以为你早就不在了，每年都给你烧纸。”

得知表哥邓作楷1947 年因掩护同志牺牲，李长亨去了烈士陵园。

墓碑前他放上抗大纪念章：“表哥，革命胜利了，我归队了。”

吴子见也来了，两人紧握双手，当年的秘密交通员，如今都能光明正大地站在阳光下。

回到北平后李长亨投入到特务档案整理工作中。

1950 年春他在一份旧档案里发现，1940 年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的周绍轩，其实是南方局安排的卧底：“原来当年不是巧合，是组织在帮我铺路。”

这年夏天钱申夫来看他，带来了三一二师俘虏的消息：“大部分士兵回家务农，军官经过培训后，有的去了农场，有的加入了宣传队。”

李长亨笑了，当年的决定没错，放下武器的人都有了出路。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长亨主动请缨：“我熟悉美军情报系统的运作，想去前线。”

组织考虑到他的经验，派他去志愿军情报部担任顾问。

出发前他整理好行李，贴身放着中央回电的复印件和抗大纪念章。

火车开动时，李长亨望着窗外，十年潜伏的隐忍、归队的激动、新任务的坚定，在心中交织。

他知道无论在隐蔽战线还是前线，只要穿着这身军装，带着“黎强” 这个代号承载的使命，就永远是党的战士。

而那些牺牲的战友终将在胜利的曙光里，看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