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董必武文集》、《共同纲领制定史》、《新中国宪法史》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9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夜已深了，可这座古老的建筑里依然灯火通明。

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桌上摆满了文件、资料，还有数不清的烟头。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可没有一个人显露出疲倦的神色。

坐在首位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神情严肃的老者。

他就是董必武，这位从辛亥革命走来的老革命家，此时正承担着一项关乎新中国命运的重任——参与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根本大法。

"同志们，"董必武放下手中的钢笔，环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现在起草的不是一般的文件，这是立国之本！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关系到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句"立国之本"，分量有多重？这部即将诞生的根本大法，又将如何影响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一】一个法学家的使命感

说起董必武，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但很少有人了解他在法学方面的深厚造诣。

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早年就读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后来又考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西方的法学思想，这为他后来参与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回国后，董必武参加了辛亥革命，亲眼目睹了旧中国法制的腐朽和无能。

他深深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盛，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保障。

正是这种认识，让他在建党初期就特别重视法制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把制定根本大法这个重任交给了董必武。

这不仅是对他法学造诣的认可，更是对他政治品格的信任。

董必武深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

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

现在胜利了，更要把这个新社会的根基打牢固，让子孙后代都能受益。"

【二】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

1949年，中国正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

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和几十年的战乱，中华民族终于要站起来了。

可是，怎样才能确保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能够长治久安呢？

董必武的答案很明确：必须要有一部好的根本大法。

在起草过程中，董必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如何规范政府的权力？这些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更复杂的是，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教育落后，民主传统缺失。

在这样的条件下制定根本大法，难度可想而知。

可董必武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

他深入研究了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宪法，广泛征求了各界人士的意见，甚至还专门听取了一些法学专家的建议。

在一次起草小组会议上，有人提出："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照搬苏联的宪法？毕竟他们的经验比较成熟。"

董必武摇了摇头："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制定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根本大法。"

【三】字斟句酌的较真精神

《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堪称是一次字斟句酌的精细工程。

董必武对每一个条文、每一个词语都要求极其严格。

有一次，在讨论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条文时，有人提出用"民族自决"这个词。

董必武立即提出了不同意见："'自决'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可能会被理解为可以分离。

我们应该用'民族区域自治'，这样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还有一次，在讨论关于人民权利的条文时，起草小组的一位成员建议把"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改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

董必武仔细考虑后说："'人民'这个概念更符合我们的政治理念。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样的讨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董必武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为了一个词的用法，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甚至要请教相关的专家。

他的秘书曾经劝他："董老，您年纪大了，不要太累了。

这些细节问题，可以让年轻人来处理。"

董必武严肃地说："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实际上关系重大。

一个词用错了，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现在多用一分心，将来就能少出一分错。"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共同纲领》的初稿终于完成了。

这份文件虽然只有60条，但每一条都凝聚着起草者们的心血。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召开。

《共同纲领》将要提交大会讨论和通过。

这部被誉为新中国"小宪法"的文件，能否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

就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次起草小组会议上，董必武再次强调了那句话："这是立国之本！"

可是，这句"立国之本"到底有着怎样深刻的含义？董必武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部法律文件？

《共同纲领》究竟为新中国奠定了怎样的制度基础？

【四】"立国之本"的深刻内涵

董必武说的"立国之本"，绝不是一句空话。

在他看来，《共同纲领》承担着三个重要使命。

立政治之本。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这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董必武常说："政治制度是国家的骨架，没有好的政治制度，再好的理想也实现不了。"

立法制之本。

《共同纲领》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但它具有宪法的性质和作用，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董必武深知，只有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立民心之本。

《共同纲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这种民心基础，是新中国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五】一个细节背后的大智慧

董必武在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体现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制度设计上，更体现在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处理上。

在讨论关于妇女权利的条文时，有人建议写"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董必武提出了修改意见："应该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这个修改看似微小，实际上意义重大。

董必武的表述更加明确具体，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歧义。

这体现了他严谨的法学思维和对妇女权益的高度重视。

在讨论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时，董必武特别强调要在"宗教信仰自由"后面加上"但不得利用宗教来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活动"。

这个补充既保护了宗教信仰自由，又防止了宗教被敌对势力利用。

这些细节处理，充分体现了董必武深厚的法学功底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他明白，法律条文的每一个字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容不得半点马虎。

【六】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共同纲领》通过后，董必武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深知，制定法律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法律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的政法工作。

他经常深入各地检查《共同纲领》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有一次，董必武到华北地区检查工作，发现某地在执行土地改革政策时存在偏差，损害了一些地主的合法权益。

他立即召集当地干部开会，严肃地说："《共同纲领》规定要保护各阶层人民的合法权益，这不是说说而已，必须要落到实处。

我们搞土地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不是为了报复。"

董必武的这种较真精神，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他的努力下，《共同纲领》不仅写在了纸上，更深入到了人心中。

【七】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

董必武也参与了这部宪法的制定工作。

在制定《五四宪法》的过程中，董必武经常提到《共同纲领》的重要作用。

他说："《共同纲领》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什么是不适合的。

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制定正式宪法就有了把握。"

《五四宪法》确实继承和发展了《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

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重要内容，都在新宪法中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董必武看到《五四宪法》颁布时，已经68岁高龄。

他激动地说："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我们用了5年时间。

这5年，是新中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5年。

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子孙后代造了福。"

【八】永恒的"立国之本"

时光荏苒，距离董必武说出"这是立国之本"已经过去了70多年。

在这7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董必武当年强调的那种对法制的敬畏和对国家根本制度的重视，却始终没有过时。

今天的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当年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奠定的基础。

董必武的"立国之本"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要始终坚持法治原则，都要始终重视制度建设，都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必武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共同纲领》，更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智慧，一种对法制的虔诚态度，一种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发扬董必武这种"立国之本"的精神，让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让制度成为民族复兴的保障。

历史已经证明，董必武当年的坚持是正确的。

那句"这是立国之本"，不仅是对《共同纲领》重要性的精准概括，更是对后世治国理政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