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蒋介石撤退到西南地区，打算在四川建立最后的基地。这时，范绍增在四川达州带领两万人起义，给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

那时的老蒋彻底愣住了，据说他听到消息后，生气地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大声质问：“范绍增哪来这么多兵力？”

嗯，这个问题确实说到要害了。1949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各路军阀的部队要么被削弱，要么被改编，范绍增早就失去了兵权，只是挂着一个空头衔，他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像变魔术一样拉起两万人的队伍呢？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先了解范绍增这个人和他的发迹之地——四川。

范绍增的家底，要从他的一个重要身份——袍哥说起。

袍哥是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四川的一个强大民间团体，有点像一个大型的互助组织，也有人把它看作是江湖上的帮会。这个团体深入到四川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军阀政客到普通百姓，很多人都有袍哥的背景。袍哥特别重视“义气”，有自己的规矩和特殊的语言。有时候，地方上的县长说的话还不如袍哥的“大爷”有分量。

范绍增在袍哥组织里很有名气，地位很高，属于“大爷”级别的。他在大竹、渠县一带，袍哥兄弟们对他言听计从。他的起义队伍最初的力量，就来源于这些遍布川东地区的袍哥兄弟。

这些人平日里种地、摆摊或是做些手工活，看上去和军队八竿子打不着。但袍哥组织本身就带有军事色彩，内部结构清晰，组织能力强。范绍增一声招呼，袍哥兄弟们拿起家中的土枪、大刀，甚至一根扁担，就能迅速集合，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或许打不了正规战，但在守地盘、打游击、破坏交通线方面，绝对是一把好手。这是扎根于民间的武装力量，老蒋的中央军系统根本看不透，也摸不着。

要组建一支强大的队伍，单靠袍哥兄弟是不够的。范绍增的队伍还有第二个重要的来源，那就是那些被打散的国民党旧部和地方上的游杂武装。

1949年底，四川的景象真是乱得一塌糊涂。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一路狼狈地从西北退到了四川。整个国统区的人都慌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军队也失去了指挥。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要么和主力部队失散，要么干脆被上级抛弃，成了四处乱窜的“无头苍蝇”。

这些人有枪，有战斗经验，但没饭吃，前途渺茫。这时候，范绍增站了出来。

范绍增本身就是四川军阀的一员，在军队里混了几十年，关系网遍布川军各处。他一号召，打着“保护家乡、安定百姓”的旗号，对于那些无处可去的散兵游勇来说，仿佛找到了新的避风港。跟蒋介石去台湾？未来难以预料。跟着范绍增，至少能有口饭吃，还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安身立命。

因此，范绍增派人到处联络，吸收了大量的散兵和地方上的自卫队、保安队。这些人并非杂乱无章，而是现成的战斗力量。对他们而言，领导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谁能给他们一条活路。范绍增不仅提供了这条路，还给了他们一个“起义”的正当理由，这比做土匪或逃兵听起来要体面得多。

如果说，袍哥兄弟和旧部散兵是范绍增起义的“硬件”，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软件”。

范绍增以前跟红军对抗过，手上也不干净。按说，他该接受处理。但共产党考虑问题眼光独到。他们明白，要想和平解放人口众多、地形复杂的四川，减少战争带来的破坏，争取这些有实权的地方头面人物是关键。

范绍增是我们要争取的重点对象。

起初，范绍增心里很没底，顾虑很多。毕竟，在国民党那里，他算是个“功臣”，虽说现在被晾在了一边，但荣华富贵的日子还是有的。如果投奔共产党，未来会怎样？会不会被清算旧账？

王维纲他们没有强迫他，而是耐心地给他解释了当前的形势。他们告诉他，解放军要解放全中国是大势所趋，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快要结束了，逃到台湾也只是苟延残喘。你范绍增是四川人，与其跟着蒋介石去那个孤岛，不如顺应历史潮流，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做点贡献。共产党既往不咎，还会记你一功。

这次诚恳的谈话让范绍增感触颇深。他是个明白人，能看清局势。他知道，“哈儿”这个外号，一半是装出来的，一半也是真实的个性。他本质上是个重情重义的江湖人，重视感情和家乡的情谊。

因此，共产党的影响是促使范绍增起义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引导，范绍增即便拥有再多的兵力，也可能只是选择固守自己的地盘，或者被蒋介石用官职和财富拉拢回去。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承诺和指导，范绍增的行为才从单纯的地方势力自保，转变为支持解放大军的“起义”。

1949年12月，范绍增联合川东几个县的武装力量，宣布起义。这一举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的西南防线。

那时，蒋介石在重庆指挥，让胡宗南的大军在川北设防，想阻止解放军南下。他全靠正规军的防线来守住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川东这个他的大后方，突然出现了几万人的队伍，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和公路，切断补给线，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范绍增的起义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很快，四川各地的国民党将领，比如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人，见风向变了，也纷纷宣布起义。不到十天，整个四川的局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原本想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的梦想彻底破灭了。12月10日，他慌忙从成都飞到台湾，再也没能回到大陆。

当我们回顾历史，范绍增的两万部队可能在战斗力上不如胡宗南的核心部队。但是，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了最关键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像是一种政治声明。它向整个四川乃至全中国表明：民心已经不再倾向国民党，就连范绍增这样的地方军阀，过去被认为是忠于国民党的，现在都反了，这说明国民党的败局已经无法逆转。

说到底，蒋介石的失败，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更在于他未能有效治理社会。特别是在四川这样的地方，地方势力错综复杂，他始终未能真正地将其整合起来。他依赖的是现代化的军队、特务和官僚系统，但对于那些扎根于民间的古老力量，如“袍哥”，他既不理解也不尊重。

范绍增用实际行动表明：官职是你手中的权力，但真正属于我的是人民的心。在这片土地上，有时江湖的规矩比政府的规定更有用。

范绍增起义后，被任命为解放军宜宾分区的副司令员。建国后，他先后担任过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等职位，也算是功成身退。这位曾经的“哈儿师长”，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参考书目：

王维纲。《回忆策反范绍增、郭汝瑰、裴昌会起义的经历》。《重庆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

达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达州市志》一书，由方志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