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节选） 作者｜陈徒手 原载｜《炎黄春秋》 2013年12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约7200字 一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迅猛高涨，毛泽东等领导人积极倡导革命师生开展“串联”活动，旨在参观学习，交流经验。这一举措，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倡议，迅速引发了外省市高校师生的极大热情。一时间，众多师生怀揣着满腔热血，纷纷涌向首都北京。据仓促成立的北京市委接待处据初步估算，在8月12日至16日期间，留驻京城的人数已攀升至13万之众，而到了8月29日，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30万。值得注意的是，来京的人数持续增加，与此同时，离京的人数却呈现减少趋势。数以十万计的人员涌入京城，使得接待单位措手不及，陷入一片慌乱。在应对饮食和住宿问题上，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8月30日，北京市服务管理局向其上级部门汇报称，近期外地革命师生涌入北京的趋势愈发迅猛，短短半个月内便出现了两次显著的来京高峰。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餐饮供应难以满足需求。据报告，8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每天都有大量外地师生未能得到妥善的餐饮安排，部分师生甚至一天仅能得一餐。众多师生不得不排队于饭馆购买食物，这无疑给餐饮业的门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普遍出现了食品短缺、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以及北京站、永定门车站等区域，就餐需等待2至3小时之久，外地师生对此意见纷纷，迫切希望问题能得以迅速解决。 相较于三年困难时期，1966年北京市针对常住人口副食品的供应状况已显著好转，逐渐回归到常态水平。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30万新增人口的饮食需求，这对整个城市的食品生产和供应体系构成了极大的考验（如市委报告所述）。鉴于供应能力严重短缺，饮食行业在兼顾自身门市业务的同时，全市每日仅能提供10至12万斤的食品，勉强满足约12万人的就餐需求，远远无法满足外地师生30万人的饮食需求；此外，供应外地师生的食物仅限于馒头、火烧、面包、饼干等干粮，而流质食品和蔬菜则完全无法提供。（参阅1966年8月30日市服务管理局致市财办的《关于外省市革命师生来京后用餐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报告进一步指出，为满足外地师生的饮食需求，饮食业职工普遍加班加点，辛勤劳作。许多职工的工时已超过12小时，甚至长达15至16小时，这一状况引发了众多职工的不满，他们纷纷向单位领导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崇文区的崇文大通小吃店、宣武区的南来顺等店铺的职工因长期承受过度的疲累，明确提出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诉求。宣武国营清真食堂的职工更是强烈要求每周休息一日，甚至于食堂门口张贴了“星期日停业休息”的公告。 1966年9月的初旬，面对全市范围内接待工作的重重挑战，我们迅速成立了“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然而，实际上，该委员会的运作依旧依托于“市委接待处生活组”的团队。该团队由市副食品局、服务局、粮食局、供销社以及卫生局等五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原本，负责指导工作的领导在饮食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金映光挂帅，却未料“文革”深入。金映光遵照群众组织要求停职反省。接待部门突然陷入无人领航的困境，面对这般的繁重行政任务，非寻常之人所能胜任。新市委在无奈之中，只得焦急地在市级机关中四处搜寻，期望能够找到一两个既革命性强又具备卓越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人来担此重任。 二 在“文革”初期，北京市频繁举办超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例如数百万红卫兵受到接见、盛大的国庆游行、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表达立场等，其场面之壮观、组织之严密，令全球为之震惊。 如何在短时间内妥善安排数十万人的饮食住宿？这一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北京新市委及财贸部门。面对中央高层的指示，红卫兵的串联行动被采纳，尽管操作难度较大。鉴于上级的明确要求，北京各级领导深知此事的重要性，绝不能因处理不当引发外地师生的不满情绪。因此，市委反复强调，必须谨慎行事。外地来京师生吃饭问题，政治任务。，否则将造成重大政治损失。 北京市自始至终秉持属地管理原则，即外地革命师生所住宿的区域，相应地由该区域负责提供饮食供应；对于临时搭建的棚屋、统一建设的住宅以及火车站及人流量密集的参观接待区域，亦均由所在区域统筹安排伙食供应。此外，实行了定点的“五包”政策，即指定专人负责人员密集的居住点，确保其饮食供应。例如，东城区不仅继续负责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与咸菜供应，还需承担新中街居住点的全面接待任务；朝阳区则负责左家庄和农业展览馆两个居住点的全面接待工作；西城区则负责地质学校、北京展览馆和建筑学校三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事务，如此类推。（参照1966年9月20日市委对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发布的《关于明确若干居住点“五包”责任的通知》） 仅凭饮食和食品业之力，难以满足三十万大军日常补给之需。鉴于此，市委接待处提议，市委应下令本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内部的职工食堂以及街道居民食堂，迅速行动，接纳部分外地师生就餐或提供主食。此举意味着，中心城区的烹饪力量已全部动员起来，为进京师生提供服务。尽管他们主要加工干食品和简易汤类，但日复一日，这项任务变得异常繁重，压力巨大。为减轻街面门市供应的压力，满足外地师生的用餐需求，市各级组织亦呼吁本市干部、工人和学生暂时避免外出就餐，以便集中力量解决紧迫问题。 10月中旬以来，涌入北京的校外师生数量持续激增，已显著超过本市接待能力。多处服务设施陷入瘫痪，不少外地师生被迫在露天环境下流浪，面临无饭可吃的困境。面对这一状况，北京市不得不作出决定，要求全市影院、剧场、俱乐部暂停演出，统一用于接待外地师生住宿。不久，城内的影剧院人潮涌动，一片混乱，集体居住的师生们多以饼干果腹，显得颇为狼狈。这出乎许多外地师生来京前的预期，他们原本以为，红色首都应当是一个物资丰富、饮食充足、热情洋溢的城市。 三 1966年8月初，首批外地师生抵达北京办理食宿事宜时，手续尚且较为规范。鉴于他们来京投身革命的热情与正义感，接待方通常采取较为宽松、灵活的措施。对于那些因经济拮据而未能携带现金和粮票的师生，他们可以向市委接待处申请获得垫付伙食费的介绍信，随后接待单位将无偿提供食宿。然而，随着来京人数的激增，不少师生认为手续繁琐，且垫付申请等待时间过长，于是选择跳过市委接待处的证明，直接向学校和饭馆请求提供餐饮。这导致那些未申请垫付伙食费的外地师生见到此情形，纷纷感到不公，并要求退还已支付的餐费。与此同时，北京本地的师生目睹外地师生免费享受食宿，亦感到心中不平，他们批评市委接待处缺乏阶级立场，审查工作流于形式，不论对象、出身，随意发放垫付伙食费的证明。 步入九月初，面对手续繁杂、执行标准不一引发的师生广泛不满，正值运动高潮之际，中央高层果断作出决策：“外地革命师生在京期间，餐饮费用自理粮票，相关支出由国库负担；在报销程序完成前，由各供应单位先行垫付。”中央进一步明确，该政策自9月6日起正式实施，并对此前自付的费用作出适当退还。此举标志着国家统一承担饭费、仅收取粮票的新制度正式落地，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垫付伙食费的混乱局面。 北京市据此确定，外地师生在京每日供应标准为折粮一斤。就餐者需凭借区委接待处开具的介绍信，严格按照介绍信所注明的期限控制就餐天数。若无介绍信，相关饭费则需就餐者自行承担。在垫付餐费的情况下，就餐师生代表需依据实际用餐人数及金额，开具详细清单以便于结算。对于未携带粮票者，可凭区委接待处的证明进行垫付，每人每日的垫付量不超过一斤二两。垫付完成后，由外地来此的革命师生开具欠条，并据此向所在区的粮油管理处进行结算。（详见1966年9月8日发布的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规范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的相关规定与要求》） 
以革命的名义为参与者提供“资助”，这一行为在该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显得尤为独特。北京市委作出规定，将相关费用归入“其他支出”科目，其中又细分为“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一项。市级各相关部门及区级财政局需每月向市财政局报送此费用报表，以确保拨款流程的顺利进行。尽管目前开放档案尚无法详细查阅“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的具体开销数额，但粗略估计，若以三十万人计，每人每日的费用便高达十几至二十万元。加之发放方式的粗放与随意，长期累积下来，这样大规模、无限制的支出数字无疑会令人瞠目结舌。 四 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被视为“毛主席的贵宾”，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北京市向中央政府承诺，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然而，由于实行全额公费供应饮食，管理上略显松散，随意性较大，导致浪费现象大量涌现。粮食部门首先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口粮的浪费现象严重，不利于社会风气。 高层决定，每人每日定额供应一斤二两粮食，因此众多接待单位不问性别与年龄，每日三餐均按四两分配，更有甚者，甚至鼓动随意食用，致使平均每日摄入量高达一斤六两。加之食品制作质量不佳，北方工艺较为粗犷，南方学生普遍不喜，随手丢弃的现象屡见不鲜。据市粮食局于9月2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东城区黄城根小学容纳了来自杭州、甘肃等地的1600余名学生，在短短六天内，就已收集到霉变和变质的馒头、窝头超过200斤；101中学在几日内丢弃的馒头和窝头，亦堆积如山，约200斤。入冬后，浪费现象愈演愈烈。11月2日的市粮食局报告指出，仅朝阳区“文革”大楼一处，就收集到学生未食用和丢弃的干馒头累计九千六百多斤。 鉴于此次接待任务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时间紧迫，相关管理程序尚不完善，制度上存在诸多漏洞，导致各个经办单位普遍存在一笔难以理清的糊涂账。以西城区的西四小吃店为例，其负责为北大、北师大以及周边的四五个小学的来京师生提供熟食。该店将加工好的成品直接送往学校，然而，由于任务紧急，出库时未进行数字清点，销售时也未留意粮食票证的交接，粮食的具体亏短数量无法确切统计。据主管人员估算，这家小吃店已累计亏损粮食超过8000斤。（参阅1966年9月25日市粮食局致市人委财贸办公室的《关于解决来京串联的外地革命师生粮食供应若干问题的意见》）彼时，京城众多食品店铺普遍遭遇了亏空问题，鉴于形势所迫，上级领导通常选择不予深究。 随着运动进程的推进，外地师生涌入京城的人数并未减少，只是规模有所缩减，声势亦逐渐减弱。北京市在接待策略上也做出了适度的调整，简化并提高了便利性。例如，接待单位现在只需凭借外地师生的介绍信或相关证件即可办理登记，发放就餐证，并以登记表作为结算的依据。此外，在完成手续后，会在介绍信或学生证上加盖“食宿已办（京）”的印章或注明，以此有效弥补了先前存在的明显漏洞。又如，在之前的食宿登记手续中，会同时发放外地师生免费乘车证，但往往忽视回收。现在，规定外地师生离京时必须交回市内乘车证，并凭当日的火车票乘坐市内电车或汽车前往火车站。 北京市的接待服务以细致入微、周全到位而闻名。通常，外地师生在返程途中所需的伙食费用本应由个人承担，然而，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来京时携带的现金不足、同学之间无法相互调济，或是生活费用不慎遗失等多种因素，师生可凭借条提取款项，相关费用由北京市承担。每人每日可获得五角补贴，若工作时间超过六小时但不足二十四小时，则按全日计算。然而，特别指出，北京至天津、唐山、济南等短途线路的工作人员不在此借款政策范围内。 随后，众多旅客纷纷反映，在旅途中寻觅食物实属不易。鉴于此，北京市政府临时决定，不再提供现金，而是改为供应等值的熟食和饼干，供乘客携带以备旅途食用。 五 1966年深秋的十月，北京的气温在下旬骤然下降。26日，一股强劲的七级西北风横扫而来，气温骤降至零度。27日的夜晚，更是迎来了冰冻天气，气温进一步下滑至零下三度。众多外地师生因未携带足够的棉衣而涌入京城，不少人在寒风中染上了感冒。当时在京的外地师生达百万。，抵御寒冷的能力较为薄弱。10月27日深夜，市委接待处紧急起草了《关于前往北京串联务必携带保暖衣物被褥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铁路沿线各站点代为广播，并将内容抄录成大字报予以张贴。通知中特别强调，希望前来北京串联的革命师生务必穿戴厚实的棉衣，携带保暖的棉被。 尽管如此，各地赴京的人群依然络绎不绝，预料的严寒让北京的接待方感到猝不及防。面对突如其来的低温，各接待单位不得不迅速应对。动员职工捐献旧衣被褥。借给外地师生临时衣物。市里借助租贷机构的协助，我们分发了大量棉被。不久，一个棘手的问题浮出水面：众多外地师生身着借用之衣物离校，事后却未能归还。鉴于此，市领导只得做出决定，依据衣物的新旧程度，对职工进行赔偿。布票、棉花需由单位出具证明信，以便前往商业部门办理，所涉费用均可实报实销。 有趣的是，外地师生借得款项，身着在京所领之棉衣或绒裤，踏上了归途。1966年12月15日，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特地致信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及县（旗）的人民委员会，强调这些衣物为国家的重要统配物资。为确保借还流程的严谨性，曾明文规定，凡借得衣物的学生，返校后须将衣物归还至当地人民委员会。现由北京借出单位直接将“借条存根（第一联）”寄送至各省市，恳请各地积极回收这些衣物，并统一进行后续处理。（详见《关于解决革命师生归还棉、绒衣物事宜的函》）在生活条件普遍较差的年代，私吞公有物品已成为普遍行为。将个人衣物上交变得异常困难，而让相关部门回收处理则不过是流于形式的敷衍。这些广泛传播的函件，无非是例行公事的表象罢了。 
最为棘手的是，各单位为迎接外地师生，购置了大量棉被、棉毯、棉绒衣以及各式器具与设备。原本预期这些用品使用后可上交上级单位，以报销所垫付的购置费用。然而，中央又发布了新的通知，宣布革命大串连活动将在明年春天继续开展，因此这些物资仍需保留，并由各主要单位负责妥善保管。为了防止棉被受潮发霉，市里要求各单位动员人力，对大批棉被进行拆洗后入库保存，拆洗的费用亦可报销。这项额外的负担已让众多业务单位叫苦不迭，仅是保管棉被一项，便需要在场地、拆洗等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成本。 六 1966年国庆节落幕之后，众多外地师生选择滞留京城，他们纷纷穿梭于国家的关键机关，积极参与“文革”的各项事务。北京市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挑战，即在现有的住房条件下，难以满足数十万居民的住宿需求。在市区街道和空地上，我们不得不匆忙搭建起临时的席棚。面对繁重而紧迫的任务，多数情况下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各施工单位纷纷投入突击式的工作。他们不仅全力以赴，还主动提供了急需的钢材、木材和水泥。 市土产经营处在10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本次供应给学校、机关及企业搭建临时棚舍的物资包括：席子共计61万余片，竹尖67万根，毛竹6万根，以及草帘、厚草垫、蒲草褥子、草袋子和草片共122万片。这些物资的总价值超过四百万元，总计装载在一千多节火车上。（详见《关于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所使用土产品的结算及回收处理意见》）市委接待处预估，全市范围内搭建的席棚总面积约28万平方米，几乎笼罩了中心城区的空闲地带，造成一片嘈杂与混乱，市容风貌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12月的到来，气温转寒，这些席棚已不再适合人居住。鉴于其临时性短期性质，防漏和地面排水等措施并未得到充分实施，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些席棚不宜长期保留。若再经历冬季的风雪侵袭，构筑的各种物资将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市委作出决策，除了将陶然亭游泳池和天坛西门内马路两侧的席棚暂作为临时候车室外，其他区域的席棚应于12月25日之前逐步拆除。 鉴于来年接待工作的连续性，任务依旧繁重，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搭建一定数量的席棚以供接待使用。鉴于此，我们决定对拆下的席棚物资进行妥善处理：席子、油毡、铅丝等部分物资可酌情处理，而其余物资则全部保存，以便来年继续利用。然而，大量草帘、草垫、蒲褥子、苇箔、麻绳以及竹制席子均已残破不堪，只得报废处理。此外，还有不少厚重的草垫和蒲褥子，由于市里仓库已无储存空间，只能由各单位行政或革命委员会负责，就地处理分配给群众或留作本单位使用。 最为严重损失的是用于安装锅炉、搭建烟筒及水管接头的钢材，以及杉木、立柱等建筑用木材，均为我国亟需的资源。这些物资在被迫征用用于搭建席棚后，严重干扰了众多单位的生产进度。在搭建席棚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自来水、电灯、锅炉、炊事用具等设施，若一旦拆除，必将造成严重积压和浪费，市里对此也感到无所适从。在无奈之际，市委接待处只能模糊地恳请，为了实现物资的最大利用，希望由原供应单位按照合理标准进行折价回收，至于折价损失和消耗的部分，由国家予以补偿。 “文革”加剧。外地师生接待高潮频至，不容歇息。在接待事务中，一系列财务问题纷至沓来。市委接待处接连发布相关报销文件，往往数日便有一件新规问世。其中，一些请示报告更是直接呈送至周总理的办公桌前。 10月14日，市委接待处在其请示报告中指出，接待外地革命师生所涉及的各项费用，包括伙食费、医疗费、水电费、饮水费、取暖用煤费、报纸费、大字报字墨等零星宣传费用，以及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和市级机关临时雇佣的炊事员和临时工的工资，均由接待费用中予以报销。对于支援首都接待工作的外地汽车队人员、炊事员、医务人员，以及协助工作的本市大专院校学生、中学生和红卫兵，若生活存在困难，每人每日将给予1.5角至2角的伙食补助。 10月24日，市委接待处再度发布报告，指出以下开支可予以报销：包括张贴毛主席画像、语录及相关宣传物品；对外地革命师生订阅报纸，可在每份覆盖50人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订购；外地学生用于抄写材料的纸张、制作大字报所需的纸张、笔和墨水等费用；外地革命师生的医疗费用及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均按实际消耗量进行报销；对于外地学生的丧葬费用，以及死者直系亲属来京往返产生的车费，亦可在报销范围内。 这些报告细致入微，全面细致地涵盖了在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大到小，无所不包。可由国家报销。“学生使用长途电话的费用应由学生本人支付，所欠费用由接待单位催缴，若最终无法收回，接待单位将予以报销。”（参照1966年10月24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行政组发布的《关于内部掌握的几项开支问题的通知》） 七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接见了成千上万的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由于参与人数之众，国务院紧急从周边省市调动了一千五百辆客车，并派遣了六千名司机和乘务人员，以保障他们的运输需求。这一壮观的车辆编队，成为了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进入11月下旬，随着乘车串联活动的暂停，仍有来自六个省份的450辆客车继续留在北京，继续为红卫兵们提供服务。 自9月26日起，为便于外地师生在市内便捷出行，北京市特别开设了七条免费公共汽车专线。这些专线在每日早上七点至十点、下午三点至七点的时间段内运营，分别从市内的前门、北海、西单、东单、和平里等地出发，直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石油学院等地，极大地方便了外地师生在早晚时段的出入城。 先前发行的市内公交乘车证均需标注有效期限，此举旨在避免学生长期占用。然而，至9月中旬，上级领导对北京各接待单位下达了新的指示。切实做好外地革命师生“五保”。（确保居民生活、饮食、出行、医疗及信息沟通无忧）继此之后，北京市迅速作出决定，自9月17日零时起，所有乘车证将不再填写有效期限。对于此前已填写的乘车证，其效力将与未标注期限的乘车证等同。此举意味着，持有乘车证的市民将可不受限制地在全城自由游览。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都街头游荡的几十万人群给管理层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压力。9月23日，铁道部与市委联合发布了“乘坐火车”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必须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欢送工作，确保革命师生在车站的等候时间得到有效缩短。”到了年底，经过数月的磨合，逐渐形成了一套发放车票的机制：接待单位在审查同意后，需在乘车前三日向区、口发票点提交人数及目的地信息，区、口发票点汇总信息后，前往东单发票处领取免费火车票。同时，各接待单位需在学生证件上加盖或注明已发放车票的戳记。（参阅1966年12月23日市委接待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离京乘坐车辆临时措施的通知》） 为确保来京串联的师生能迅速返回各自所在之地，相关部门对办理返程火车票的程序进行了优化，使之更为便捷。具体做法是，各接待单位需填写借款三联单，借款人凭借此单可直接前往北京站或永定门站兑换火车票并乘车。火车票一经铁路售票点发放，借款人即可持三联单的第二、三联按期向市委接待处结算。这套流程经过多次演练，逐渐成熟，并最终演变为“凭证换票，定期结算，统一支付。”的一套全新办法。 凭借着这种三联单式的车票发售方式，简便地解决了数十万人的离京手续问题。在那个非凡时期的车票上，除了标注时间、车次和目的地，还特别加盖了“禁止转卖、不予退款”的印章。这些车票不仅承载着那个时代的独特荒诞性，也暗含着无法估量的国家损失。 【作者简介】 陈徒手，原名陈国华，福建福州籍贯。1961年，他迎来了自己的诞生。1982年春季，陈徒手从厦门大学中文系圆满毕业。此后，他先后服务于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北京青年报》副刊部门。他的主要工作领域集中在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搜集与深入研究中，并出版了《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等著作。 - END - |
